陈旭麓先生（1918—1988）

　　重版《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书影

沈洁

　　在当代史学评价里，陈先生和他的“近代新陈代谢”被归入“进步主义”序列。这个归类，大致不差，陈先生确实有他对进步与落后的明确判断，他讲历史有“沉默的必然性”。但进步主义又远不足以概括其近代学中的“新陈代谢”。在当代史学评价里，陈先生和他的“近代新陈代谢”被归入“进步主义”序列。这个归类，大致不差，陈先生确实有他对进步与落后的明确判断，他讲历史有“沉默的必然性”。但进步主义又远不足以概括其近代学中的“新陈代谢”。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以下简称《新陈代谢》）又重版了。这部起始于1980年代、成书于1990年代初的近代史著作，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印就多少版、多少册数，几多人读过，已不胜枚举。而在2018年新年，拿到这本三联新版，想得更多的是，今天，我们读史、阅世、写史的人，为什么还要读它？该怎么读？又该在书中所倡导、书写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骨架之上，如何继续今天的历史观察与历史写作？

　　不夸张地讲，陈旭麓先生之后，治中国近代史者鲜有未受《新陈代谢》一书滋养的。这本书，从体例来讲，当属断代“通史”，但它不按类目，亦非面面包罗、一应俱全，而是将晚清至民初中国置于千年变化的脉络中，按照他自己对历史变迁的理解，以重要的时、势、人、事为区隔、为节点，编目而成。刘咸炘《治史绪论》将史学分为四端：一曰考证事实则为史考；二曰论断是非，是为史论；三曰明史书之义例，是为史法；四曰观史迹之风势，是为史识，“考论固在成书之先，然不能成书，则止是零碎事迹，不得为史；论断固为读史之的，然无识，则止是任意爱憎，不得为学”。《新陈代谢》一书诞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时代，然以“考”、“论”、“法”、“识”四则以衡，他又是这一代际的史家中既纯熟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与社会理论，又极能接续传统史学的一位。

　　因之，今日重读《新陈代谢》，我更关心的是，在身历数度史学思潮、史学方法的冲击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这近三十年积累的大大小小的问题中，在从反对“宏大叙事”到反思“碎片化”的困境下，重新理解老辈史家勾勒的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主线与轮廓，这种“通”与“识”及其带来的整体眼光，对于我们历史叙事的方法、叙事的风貌，存在何种意义。

　　“变”与“常”

　　近代中国“将几个世纪缩在一时”，“变”与“不变”即是陈旭麓先生近代史学的核心论题。

　　《新陈代谢》论中西新旧，是在一个思辨的、变动不居的逻辑下展开的。他讲的“变”不是简单的历史变化——后来对先前的替代，而将“变”与“常”联系在一起；他讲的新旧，亦非界线分明，还包括了新与新之间的代谢。晚清这个剧变时代，每十年都不一样，从洋务到戊戌，从立宪到革命，看似只是代际之间的递进和取代，但先生讲“新旧如环”——环者圆圈也，但它不是循环的圆圈，乃是新旧不断的起承转合的圆圈。

　　1840年以降，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变局到危局的变化，摆在那一代知识人面前的，是各种各样的“不得不”，在世变中变通成法。从庚申到甲午，“自强”作为一种观念，是在三十多年的变局中被逼出来的。又以自强派生出富强，重点是在师夷智、借西法。所以，从洋务到维新，以至戊戌之后的越走越远，这中间的变化就在于，洋务是以彼邦之长技守护中国自身和中国的固有，而甲午惨败之后的维新，则是大张自强与富强，要务是“变法”，价值变了，本位变了，观念和理路都变了，李鸿章的“取新卫旧”变成了康有为的“除旧布新”。

　　陈先生讲，除旧比布新更难；但“新”往往是“旧”衍生的。洋务一代，办机器局、制造局，从他们手上也开启了旧学新知的交汇。正是传教士和江南制造局编译的新书，哺养了戊戌一代士人。从洋务派到早期维新派到戊戌维新，这中间是层层接续又层层启动的。而百日维新的失败，又意味着新一轮的一个结束与另一个开始——日后在中国掀动革命大潮的、更广泛的“革命一代”，多半都是读着梁启超、《新民丛报》鼓荡起改造与革命的激情。洋务哺育了戊戌，戊戌又哺育了革命；这中间，还穿插了立宪派与革命派“由交替而并峙”，他们既是对峙的，又是联结的，其对峙和联结互为进退；反满之后的中国，则由“变”而越来越倾向“激变”与“巨变”；五四运动结束了戊戌以来的维新，又开启了一个时代。六十年间这三代读书人，洋务、戊戌与反满无非在围绕“除旧”与“布新”。他非常精准地引用了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的一段话：“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反复与羼杂，亦即先生在在申说的——新和旧是对立的，表明了他们的不同一性，但它们互相转化，又具备着同一性（《浮想录》第57页）。洋务与维新有同一，维新与革命亦有同一，“改良派”与“顽固派”、“保守派”在思维上也有许多一致的地方。这就是《新陈代谢》讲述的“变”与“常”，勾勒出近代中国历史变迁中螺旋式的新旧嬗替。他对于中西新旧的认知，到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未被超越。

　　这种复杂度与曲折性的呈现，陈先生是怎么达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讲中西新旧，不仅仅是观念层面的东西，还包括社会经济、日常生活，甚至是斗争方式。他所讲述的变迁不是政治、经济、思想任何单一意义上的变迁，而是处在各种关系的交互作用下的变迁。因此，《新陈代谢》讨论的各种嬗替，皆如“燕鹊之有双翼，舟车之有两轮”，总是环环相因的。比如中体西用的问题，陈先生讲，天下滔滔，多的是泥古而顽梗的士人，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启锢闭，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第106页）。近代中国的两极相逢，使社会成为“变形的社会”，由此造成了事物的多种质态、多重外观。分析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时段，就必须注意前后的纽结与关联。

　　这些都是从具体史事中凝练出来的论断，高度辩证，又高度概括。辩证与概括，均源于对史事本身深透的理解。先生曾讲过“洒盐入水”的道理，所有的理论与方法须得溶于历史本身，撑起大要，又不落痕迹，才是上乘。这个道理，先生运用得炉火纯青。所以，他的这些论断，至今看来，仍熠熠生辉，而我们各自所关心的具体研究和具体问题，又皆能从中获得灵感。一部史著之所以长久流传，可能不在于它具体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它能牵引出的更多问题和给予阅读者的思考。

　　思想、社会与经济

　　本书题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打通思想史与社会经济史也是其一大特色。思想及写作，与人的社会经验有密切关系。先生身历过战争与现代中国的离乱，对民生有过切肤感受，在他参与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负责的是经济部分，对近代经济变迁下过功夫。所以，他说“我们总是想把政治思想看做是同社会经济亦步亦趋的，我们写戊戌、辛亥、五四不都是这样写的？但是我们的政治思想像朵飞在

　　沈洁

　　在当代史学评价里，陈先生和他的“近代新陈代谢”被归入“进步主义”序列。这个归类，大致不差，陈先生确实有他对进步与落后的明确判断，他讲历史有“沉默的必然性”。但进步主义又远不足以概括其近代学中的“新陈代谢”。

　　天空的白云，想遮盖大地，其实它还是离地面很远的孤云”。新陈代谢，并不是一下子全部更新，而是局部地更新，那些还有生命力的“陈”仍然发挥它的功能，再为下一步的“新”代替（《浮想录》第33、35页）。那些“陈”，许多便是相对于更新更快的思想而言的经济与社会的缓慢变动。

　　比如，他讲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的个人思想反映并影响了那时候的社会思想，反孔，不是反封建，因为“他站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它还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眼光”。儒家思想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想，积两千年之久的浸润，已经深藏于中国人的心中，其支配性并不是每个被支配的人都能意识到的。洪秀全是一个向四书五经讨过生活，从科举制度寻过出路的人，还在他接受上帝的洗礼之前，儒学早就为他行过洗礼。造反可以不要儒学，统治却终究以儒术更为应手，于是三纲五常都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了天朝。他进而分析，在这里真正起作用的是千百万小农保守安逸的小生产意识，生产环境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眼界的狭隘造成了思想的狭隘。这个过程会产生相当数量的自耕农，而自耕农与新的商品与市场的结合，便会产生新的社会力量、社会思想，进而推动社会的根本变迁。（第66-80页）从太平天国，他又讲到晚清最后十年民变中的抗捐抗税，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反映了自然经济，抗捐抗税则反映了商品经济，两者的比较显示了太平天国之后半个世纪里中国城乡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城乡社会关系的变化（第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