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郭齐勇

　　■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

　　■演讲时间：2018年1月31日

　　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标志性特征，有一种“忧患意识”说，此外还有一种“乐感文化”说，庞朴则反思了这两种说法，提出了“忧乐圆融”说。我国儒释道思想传统中有深厚的、源远流长的忧乐观，尤以先秦、宋明儒家的忧乐观及其生命实践特别突出，具有典范的意义。“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先圣先贤点醒出来的忧患与安乐的辩证法。作为政治主体、道德主体和审美主体的人，对忧患与安乐有一种觉识，在忧患尚未产生时未雨绸缪，因而能居安思危，在逆境中能动心忍性，在顺境中具有忧患意识，是理性精神的表现。应当对造成传统士人进退维谷处境的制度、氛围、环境等，提出批判。现实的人乐观面对困难，发愤立志，艰苦实践，乐天知命，可以由有限通向无限，上达超越的境界。

　　郭齐勇 1947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1984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87—1990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9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3年至今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获评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017年获评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奖。现任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湖北省文史馆馆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等。

　　何谓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说，是徐复观于上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他继承《周易·系辞传》“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明于忧患与故”的思想，认为中国忧患的文化，有宗教的真正精神，而无宗教之隔离性质，呼唤于性情之地，感兴于人伦日用之间，使人们得以互相安抚，互相敬爱，以消弭暴戾杀伐之气于祥和之中。他把从原始宗教挣脱出来的中国人文精神之跃动、出现，定在殷周之际。当时，小邦周取代了大殷商。大殷商的一朝败亡，令人震惊与深思，尤其是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集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徐复观说，“忧患”是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只有自己担当起问题的责任时，才有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实际是蕴蓄着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在忧患意识跃动之下，人的信心的根据，渐由神而转移向自己本身行为的谨慎与努力。徐氏指出，这种谨慎与努力，在周初是表现在敬、敬德、明德等观念里面的。尤其是一个敬字，实贯穿于周初人的一切生活之中，这是直承忧患意识的警惕性而来的精神敛抑、集中，及对事务的谨慎、认真的心理状态。这里的“敬”与宗教的虔敬、恐惧不同，是人的精神，由散漫而集中，并消解自己的官能欲望于自己所负的责任之前，凸显出自己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是主动的、自觉的、反省的心理状态。以此照察、指导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人文精神自始即带有道德的性格。徐氏认为，中国人文主义与西方不同，它是立足于道德之上而不是才智之上的。因之所谓忧患意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潜意识，给中国思想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以周公、孔子和司马迁等为代表，以中国文化主体的忧患心理、忧患人生及其对文化制品的积淀、贯注为视角，整理中国思想史，是徐氏的一大发明，一大贡献。

　　何谓乐感文化

　　“乐感文化”说，是上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这种观点认为长期以来，汉民族文化的文化—心理结构，或人的心理本体，有一种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中国文化引导着中国人去过一种充满内心喜乐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就是一种“乐感”的生命存在方式。这样的一种存在方式不仅使我们的生命充满喜乐，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感恩和乐观豁达，而且向我们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层精神：乐感文化。这种文化精神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它立足于一个世界（此岸世界）而强调人的主体性存在，并赋予人参与天地之化育的本体地位，从而培育了中国人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

　　“乐感文化”说提出，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乐感文化”由于没有人格神，对人的终极关怀没有各种神灵导引，因此使人们在似乎是合目的、合规律的宇宙自然的总体中储备、汲取力量，所以中国是世界上发现自然美最早的国度。中国人很注重世俗的幸福，中国文化在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的情本体特征。中国人没有超验理性，因此这种乐感文化体现了以人的现世性为本，而与西方传统强调的“绝对”“超验”精神相对立。

　　乐感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实用理性。我们中国人，是最讲实用，最讲实际，最讲实惠的。这种讲实用，讲实际，讲实惠，使中国人具有灵活变通的性格，而不会死板固执。这种权变，在让中国人变得圆融、圆满、可爱之时，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