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构第三个要点是屋架。东大殿的结构是立柱一层、铺作（斗栱）一层，加平闇（吊顶），平闇上面是草架（屋架）。

　　屋架的核心要点在于有一对斜叉手顶着脊椽。梁先生上去看到叉手以后非常惊喜，“如获至宝”。叉手在古文献里有记载，东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中有一句话是“芝栭欑罗以戢孴，枝樘杈枒而斜据”，“枝樘杈枒”在《营造法式》明确记载：“枝樘，梁上交木也，杈枒，柱而斜据其间也。今俗谓之叉手”，就长成东大殿叉手这个样子。但是梁先生之前看过的古建筑，从辽代一直到明清，所有的叉手中间会加一个小柱子——蜀柱。梁林突然看到一个没有蜀柱的结构，异常惊喜，一是作为年代的佐证，二是感觉佛光寺东大殿特别符合“结构理性”的要求。

　　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历来提倡“结构理性主义”，林先生在《清式营造则例绪论》说：“建筑上的美，是不能脱离合理的，有机能的，有作用的结构而独立。”这句话基本可以用来概括结构理性主义的精神。和结构理性主义相对的，是手法主义，用手法实现视觉的效果。正是基于对结构理性的极致要求，梁先生用“虚伪”二字点评东大殿的两个构件，就是内槽柱上阑额上补间的位置出了两跳华栱，没有实际的结构作用，看头一跳的根部可以看出来，是挂在上面的，没有完整地穿过泥道，里面内槽部分就没了，梁先生说它“在结构上实为不可恕之虚伪部分”。不过梁先生在测绘图里也标注了它是“全殿唯一虚伪结构”，可见东大殿的结构理性还是深得梁先生赞赏的。其实它出现在这里是为了跟对面有实际作用的华拱对称，从装饰上看也有一定的必要性。

　　梁思成在李庄工作室 资料来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

　　二绝：绘画由设计师统一规划

　　东大殿第二绝是绘画，一类是建筑彩画，一类是壁画。在东大殿门板背后，学者发现了一行题记“赤白博士许七郎”。“博士”这个用语在唐以前很常见，尤其对于匠人来说，博士往往是指在某一方面特别擅长的人，“赤白博士”在赤白方面有特长，“赤白”是指佛光寺东大殿木结构表面的彩画——在《营造法式》中叫作“丹粉刷饰屋舍”，做彩画的人叫许七郎，大木构件表面涂的颜色和有些额上壁画的花归他管。故宫博物院的陈彤就此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复原研究。

　　彩画只是涂了点装饰，殿内的佛像画比彩画复杂很多，应该是画作博士之类的工匠画的。佛像画才是梁先生所说的壁画。学者们判断，殿内北侧柱头泥壁上的佛像画画的是阿弥陀说法，中间的主尊是阿弥陀，两边分别是观世音和大势至。如果顺着彩画往里看佛坛上的彩塑，会发现它们有对应关系，对应的那尊彩塑就是阿弥陀佛，旁边是协侍菩萨，最主要的协侍菩萨是观世音和大势至。再走到明间回望殿外唐大中十一年的经幢，经幢顶上的柱状体，四个正面有四尊佛像，中轴线上那两尊对着的是佛坛上的主尊释迦牟尼，它的左手这尊对着的是彩塑阿弥陀，右手那尊垂足而坐，对着的正是彩塑弥勒。外面经幢上的佛，上面画作里的佛，和里面塑像里的佛都有对应关系，可见佛殿是由专门的设计师统一设计规划的。

　　此外，释迦牟尼须弥座后面还有一幅唐代的画。殿内其他地方的壁画就是明清的了。梁先生说这里的壁画据他所知，“是中国在敦煌石窟以外唯一的真正唐代壁画”。

　　三绝：彩塑存留历史分层信息

　　东大殿第三绝是彩塑。佛坛上有35尊，佛坛外明代罗汉像现存的有297尊，一共是332尊彩塑。

　　佛坛上的佛像以唐代的为主，有一尊韦陀是从山门移过来的，被认为是明代以后的，还有一尊供养人存在争议。南侧是普贤骑着大象，往北是垂足而坐的弥勒及其协侍菩萨、供养菩萨，普贤前面还有童子等。再往北，中间是主尊释迦牟尼，两侧是其两个弟子阿难和迦叶，旁边是协侍菩萨、前面是供养菩萨。佛坛北侧是阿弥陀及其协侍菩萨，供养菩萨。从丰腴的面目和体态、主佛的服饰、眉毛来看，梁先生认为这是唐代的造型，能和敦煌的唐代佛像紧密联系起来。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关野贞从照片判断这些佛像的服饰在民国时期被改过。但是有些边角没有涂好，留下原来的一些痕迹。比如文殊坐在狮子上，衣摆垂下来，遮挡着另一个莲花座，我们可见的莲花座表面花瓣的颜色刷得很鲜亮，但是衣摆下面遮着的莲花瓣上，画的是其他图案，特别精细、漂亮，我们判断被遮着的是早期的莲花瓣，可能原来文殊没穿裙子。

　　一个佛像上能看到好几个朝代的痕迹。如果在边角捡一个比针尖还小的细渣，用树脂封起来，在可见光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彩塑颜料的分层，历史上很多层的更改都能看出来，就像地层学的累积一样。如果用扫描电镜来判断每层元素，也可以知道成分是什么。如果每层的颜料都能和其他参考资料对应，判定出是哪个历史年代的，那就能建立一个标尺。利用这个标尺去研究其他地方的彩塑，判定每一层大概是什么年代做的、怎么做的，就很有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佛光寺东大殿佛像表面这个民国时代的色彩，不仅没有削弱它的历史价值，而且让它更丰厚了。

　　四绝：墨迹为断代提供确证

　　前三绝基本都是在推测东大殿的年代，最后第四绝才是确证。

　　发现第四绝是梁先生他们准备离开佛光寺的时候。那天，夕阳像千百年来一样把光洒到大殿里，大殿里通亮，大家发现四椽栿（大梁）下隐约有墨迹。远视眼的林先生抬头一看，倒吸一口冷气，“徽因素病远视，独见‘女弟子宁公遇’之名，甚恐有误，又细检阶前经幢建立姓名。幢上有官职者外，果亦有‘女弟子宁公遇’者称‘佛殿主’，名列诸尼之前。‘佛殿主’之名既书于梁，又刻于幢，则幢之建造当与殿为同时。”

　　为求得题字全文，他们请人花了一天时间搭架子，爬到梁上用湿布把表面的土朱擦去，四根四椽栿，根根有墨迹。

　　从南往北数第三根，写的是一个类似节度使一样的人，这个人姓郑，官不小，是部工尚书兼御史大夫。南边第一根上面有一个官员是代州都督供军使兼御史中丞，也是三品以上的大官，因为他是赐紫金鱼袋的待遇，是管这个地方的地方官；还有督工、助工、出功德的小一点的官员等人。

　　最有说服力的名字出现在北边的四椽栿上，有两段文字，下一段文字是“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宁公遇”这个名字在门口经幢上出现过，经幢上写唐大中十一年建造，唐大中十一年是公元857年，所以后一段把大殿的建造年代和唐朝勾连在一起。“佛殿主”这个称呼出现比较少，在佛教体系里有殿主，基本是负责这个殿的出家人，佛殿主很可能指代的是负责殿务的女弟子，“上都送供”，上都是长安，长安的人来到这儿送供。这根栿的上一段墨迹是“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功德主已故，是个去世的人，这个去世的人是右军中尉，姓王，他所管辖的是唐代的重要军队神策右军，梁先生当时判断，这个姓王的人大概叫王守澄，是个大太监。但后来学者考证，王守澄在东大殿建立的30年前就死了，故判断可能是王元宥，这也是一个大太监，杜牧还写过一个布告《王元宥除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制》，说王元宥这个人很好，为他歌功颂德。我倾向于认为这个人是王元宥。右军中尉是这么重要的太监，那宁公遇和他写在一根四椽栿上肯定也不是一般身份。有一种猜测，认为他们俩可能是夫妻。唐朝大太监张灯结彩娶夫人、收养子，达官贵人都要来贺喜，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个墨迹不仅通过宁公遇把东大殿和唐代建筑联系在一起，而且通过她把东大殿和高官、大太监联系在一起，这样东大殿就和唐代官制建筑联系在一起了，这是令梁林更高兴的地方。

　　林先生有一张特别重要的照片，跟号称是宁公遇的彩塑合影。因为佛坛上只有这一个供养人，所以梁林认为她是宁公遇。但是张荣他们用宁公遇后侧表层泥塑涂层的草秸样本做了碳14分析，发现是金代的草，因此这尊塑像是否是宁公遇有待进一步证实，有可能这是金代的供养人，并不是宁公遇，也有可能还是宁公遇，但在金代时补塑重修了。如果可能的话，给它做一个特别细微的穿刺，就可以看看里面的草秸和木材是什么年代的，如果里面还是唐代的东西，那就确证它是宁公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