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源自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悠久历史，更源自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文艺作品，以及创作这些作品的德艺双馨的文化大家。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怀揣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敬畏之心，人民网推出融媒体文艺栏目《见证人丨致敬改革开放40年·文化大家讲述亲历》，邀请改革开放40年以来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大家，分享其求艺之路的艺术探索与思想感悟，呈上对改革开放40年文艺发展最具诗意的表达，通过有情感、有温度、有底蕴的人物呈现，彰显艺术作品的时代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本期节目带您走近著名作家莫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莫言笔耕不辍，他将作品中描绘的乡土风情与灵动的想象力相结合，开启了当代小说一个新的审美时期，将中国故事带到了世界文学的舞台：“站在高密的土地上，我能敏锐地捕捉时代进步的足印，听见时间前进的声音。”

　　清晨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焕发着蓬勃朝气。在国际写作中心的大厅，莫言从茶水间走出来，手里提着一把玻璃茶壶，看见提前到达的记者，他微笑着打了招呼：“你们先坐，我还有一小时的写作，我们九点准时开始。”然后走进办公室，轻轻关上了门。

　　没有踌躇满志的神情，没有前呼后拥的排场，莫言的脸上始终带着宠辱不惊的淡然。这种平静甚至让人一瞬间忘记了他的光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从1985年《白狗秋千架》开始，莫言高举起了“高密东北乡”的大旗，如同草莽英雄现世，创建了自己的文学王国，最终成为第一位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瞩目的舞台中央。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人民网专访莫言，回顾中国文学走过的四十载峥嵘岁月，品读中国作家笔下的新时代改革荣光。

　　“感动过我的中国故事，我也希望感动所有读者”

　　人民网：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您当时作了一篇8分钟的演讲——讲故事的人。您认为，如何用文学的方式来讲好中国故事，赢得世界的认可？

　　莫言：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讲故事实际上是在讲述中国人民、中国历史、中国生活。在中国历史、中国生活中发生过的、感动过我的故事，我也希望能感动所有的读者。这个故事是我、我的家人们、我的乡亲们的亲身经历与个人经验所成的故事，或是我在个人经验和他人故事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故事。这些故事根源都是中国的历史生活和当代生活。而当代生活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中国的历史生活的延续。我要做的，是将这些人的品质公之于众。因为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宝贵品质，是一个民族能够在苦难中不堕落的根本保障。

　　人民网：有人说，当作家写了一个人，世界上就多了一个人。在您的小说中塑造了数百个鲜活的人物，比如《透明的红萝卜》里面的黑孩子，比如《蛙》小说里面的乡村医生姑姑，都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您在塑造小说人物时有什么诀窍吗？

　　莫言：当年汪曾祺先生曾转述了沈从文先生的话——小说要贴着人物写，用故事塑造人。如何写好人物呢？就是从细节入手，从生活取材。比如在写《透明的红萝卜》时，小黑孩晚上坐在铁匠炉边，一边拉着风箱，一边烧烤萝卜，入迷地看着铁匠炉上蓝色的火苗在神秘地跳跃。这就是取材于我的个人生活经验。而《蛙》中姑姑的形象则是借助他人的经验与自身的想象力进行创作。因为姑姑是我来到世上见到的第一个人，也是家庭中非常重要的成员，我有很多机会观察她。即使她不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的心中也能勾画出她的影子。可以说作家的心理感受领域宽泛，在个人经验基础上对他人的想象为我们提供了无限发挥的空间。

　　2012年，莫言在诺贝尔颁奖典礼晚宴上发表获奖感言

　　人民网：塑造小说人物的核心是什么？

　　莫言：小说表面上是在讲故事，实际上是对于人性的考察。日常生活中，人性所展现出的细节变化会激活作家关于小说创作的心弦，使它颤动并奏出声音，带来创作的灵感。饥饿的岁月使我体验和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单纯，许多年后，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这些体验，就成了我的宝贵资源，我在着力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因为写作的根本目的是对人性的剖析和自我救赎。

　　人民网：福克纳笔下的“故乡”始终保持同样的风貌，而您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却像一个人一样，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成长变化，仿佛有生命一般，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

　　莫言：国家的进步带动着每一片土地的变迁，而文学的笔正是要紧紧相随，如实记录反映这种变化。改革开放为高密带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站在高密的土地上，我能敏锐地捕捉时代进步的足印，听见时间前进的声音。

　　高密是我记忆当中最丰富的生活基地。前年我回高密时，发现我的小学同学正在马路上熟练驾驶挖掘机。一个没有文化背景的妇女竟能熟练地驾驶挖土机在路边挖坑？这让我感到很震惊。而且这个细节让我联想到过去——在农村，60多岁的老太太的腰拱得像鱼钩一样，走路拄着拐棍，气喘吁吁。但现在，我的同学还在意气风发地工作。这就是可观可感的进步。时代一直在不断前进，生活中处处存在这样的小细节，会令人兴奋。

　　人民网：近两年您先后发表了戏曲文学剧本《锦衣》、《高粱酒》，作品形式从小说逐渐向传统戏曲转变，这中间有怎样的考虑？

　　莫言：之所以写戏曲，一方面是感恩家乡地方戏对我的文学创作与艺术风格形成的帮助。另一方面是对于最重要的民族文化宝库进行学习、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学史、文化史离不开戏曲。它曾是老百姓学习历史、培育道德的最重要的课堂和教材。戏曲作为一种艺术的基本形式，是长盛不衰的。因为戏曲虽然不能让观众直接读懂角色的内心活动，但是能够通过白描表现人的最丰富的内心世界。可以说，小说和戏曲所追求的最根本的东西都是深入到人物灵魂当中。而我是在用写话剧的方式学习中国传统小说的白描手段。

　　茂腔是我童年时期记忆最深刻的文化生活。每年春节，一看到茂腔戏就感到欢天喜地，成为一个剧作家也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前天晚上我还到梅兰芳大剧院看了一场老家诸城的茂腔戏。继续写地方戏，是因为我想用自己的笔，继续为传统文化拾柴添薪，让它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每一部优秀作品中，都可以闻到改革开放奋斗者们汗水的味道”

　　人民网：您曾在演讲中说过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像您一样的作家。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经历了黄金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给您的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莫言：改革开放之后，大量西方现代派的文学被迅速译为中文。当时的我们如同饥饿的牛一下子冲进菜园子，面对着满目的青葱、白菜、萝卜、黄瓜，不知道该吃什么。美国的福克纳、海明威、拉丁美洲的马尔克斯、法国的新小说派罗布·格里耶……我一进书店就感到眼花缭乱。

　　在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之后，激发了我对中国文学的反思——原来外国同行们已经在用这样的方式写小说！由此唤醒了我记忆深处的许多生活。如果可以用这种方式写作，我也可以写，甚至不会比他们写得差。阅读激发了我的灵感，进而开始了一个近乎狂热的创作的过程。

　　人民网：1981年，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是清新浪漫的“白洋淀派”风格，后来您却以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广为人知，是怎样的契机促成了这种转变？

　　莫言：1981年我在河北保定当兵时，受到当地“白洋淀派”的影响，文章风格唯美清新，着力追求诗情画意之美。但长此以往，小说人物塑造偏单薄、雷同，缺少创造和革新。

　　通过大量阅读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家——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为我的写作的脱胎换骨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们的作品拥有让人难以忘却的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使我大开眼界，从而尝试用更加大胆、更加深刻的方式反映生活的真实面貌。

　　于是我笔下的故乡不再是理想化的乐土，而着力呈现农村生活的原生状态，甚至我会故意以变形的方式描写高密，真实而虚构、乡土而魔幻。只有这样，才能够写出具有创新意识的、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