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之外的历史

　　李建成墓志所记载的内容看似平常，和史书上的记载也相吻合，没有传递出抓人眼球的新鲜信息。然而，在西安博物院的研究人员伏海翔和李超看来，李建成墓志的价值，既在志文之中，又在志文之外。

　　作为第一批接触到李建成墓志的研究人员，伏海翔和李超注意到志文短少的问题后，便不禁反问：为什么志文会缺少生平、功绩、评价等基本信息？参照史书记载，他们判断，志文短少暴露出李世民及其政治团队对玄武门之变和对前太子盖棺定论感到棘手。在传统观念中，以政变的方式夺取政权是违背伦理纲常之举。因此，如何书写李建成的生平、功绩，书写之后舆论又将作何评价，成为李世民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在《贞观政要》《唐会要》中，就有李世民因为此事多次要求查看当朝起居注、授意史官修改国史的记录。在贞观十六年（一说贞观十四年），翻阅玄武门之变的相关记载和史官评论后，李世民并不满意，以“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的例子自比，认为玄武门之变是“义同此类”的正义之举，要求史官重新书写这一史事。

　　伏海翔和李超认为，虽然修史之事发生在刊刻李建成墓志之后，但仍然能够反映出玄武门之变始终是让李世民如鲠在喉的心结。他担心史官对政变有不利于己的记载，急于纠正史书对政变的评价，立下了“义同此类”的总基调，努力消除此事的消极影响。

　　史官修史，关系到对重大史事的记载，也关系到身后名，李世民对此难以回避。因此，淡化、抹黑李建成的往事，成为他处理相关问题的基本方针。

　　学者李树桐在《唐隐太子军功考》一文中考证，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史官记录李建成的军功时，对其本人所立军功，除去其名，或改为战败；对其部属将领所立军功，则记载从略，或不写明该将领属于李建成麾下。但是，修改史书也并非易事，很难做到滴水不漏，李建成的事迹不仅见于他本人的传记，也散见于与他有过交集的众多文武官员的传记，相关记载中仍然留下了不少前后矛盾之处，《资治通鉴》就明确表示“盖史官没建成之名耳”。

　　相比于史官修史，刊刻墓志则主要关系到世人的评价，影响舆论。李建成败亡后，消除其影响、安抚其旧部是一项尤为重要的工作，“诏除建成、元吉属籍”就清晰地表明了李世民的真实意图。迁延近两年时间之后，李世民一方面“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以礼改葬”，宣示其恻隐之心；另一方面在刊刻墓志时回避了李建成生平事迹等敏感问题，仅用谥号“隐”表达政治立场，以一种省心省力的方式回避了舆论争论，宣告此事暂告一段落，然而并未对玄武门之变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作出有力的解释，为后世留下了隐患。

　　墓志上的修改痕迹

　　若将目光重新聚焦在志文本身，可以发现，志文最显著的特征便是“隐”字有明显的修改痕迹。“隐”是李建成的谥号，是志文中最具分量的字眼，直接传递出李世民对李建成的评价和态度。它的改动，间接地反映了李世民在拟定谥号过程中的矛盾心理，这是对史书典籍的重要补充。

　　鞠鑫海介绍：“在碑石上，‘隐’字存在磨损痕迹，磨损处长5.3厘米，宽4.4厘米，且相较于整篇志文，向下凹陷了0.12厘米。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隐’字之下，还残留有一道浅浅的笔画，经专家识别后确认为‘戾’字。但从字迹来看，无论是后刻的‘隐’字还是原先的‘戾’字 ，都与其他字的笔迹一致，应当是同一人所书。”

　　《唐会要》对此事也有记载：“贞观二年正月，有司奏谥息王为戾，上令改谥议。杜淹奏改为灵，又不许，乃谥曰隐。”

　　可见，李世民与群臣确实在李建成谥号问题上有过分歧。那么，这三个谥号分别代表什么含义？按照谥法，“不悔前过曰戾”“乱而不损曰灵”“隐拂不成曰隐，明不治国曰隐，怀情不尽曰隐”，“戾”和“灵”带有强烈的贬义，被视作恶谥，而“隐”则表示平庸，没有太多的贬低之意。

　　伏海翔和李超认为，对李建成的定性，直接关系到李世民获取皇位的合法性，无论过褒还是过贬都不合适。“戾”的本义是“违逆”，典型例子如汉武帝时卫太子叛乱身死，“以违戾擅发兵”，被后世称为“戾太子”。可以想见，群臣正是欲将“以违戾擅发兵”这一理由套用在李建成身上，使其成为玄武门之变的“发动者”。

　　石碑上的磨损痕迹也表明，李世民最初同意群臣的看法，倾向于选用“戾”，直到最后关头才改变主意，定为“隐”。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李世民多以“六月四日事”作指代玄武门之变，不愿多加提及，“戾”反而会起到强化世人对此事的关注的作用，与其政治意图不符。与之相反，对李建成以礼改葬，弃“戾”用“隐”，正是李世民即位之初塑造个人形象的良机，宣示了更为平和宽松的政治态度，利于安定时局、安抚人心。

　　李建成墓志的出土，充分体现了李世民对李建成定性时的谨慎处理，反映了他进退两难的真实态度，其中的细微之处史书虽然语焉不详，却以墓志的形式得以保存。

　　记者手记

　　墓志删削 史迹犹存

　　陈志涛

　　一谈到李建成，人们往往会首先想到他与李世民的储君之争，想到那场影响了唐朝前进轨迹的玄武门之变。伴随着二人胜负的决出，胜利者主导着历史书写的方式，甚至能对历史书写的真实性施加影响。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而言，这或许更多的是出于现实需要的选择；对于略有耳闻的时人而言，这或许意味着对时下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的冲击；对于现如今的我们而言，这或许意味着我们在了解这段历史过往时，会听见指向不同的历史可能性的多重声音。

　　这多重的声音究竟有几重，是否有强弱主次之分，是将历史指向清晰的路径之上，还是导入争论不休的迷雾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与史料留存的丰寡情况息息相关——不仅仅是传统的史书典籍，还包括出土文物。

　　以李建成谥号的评定一事为例，在墓志出土前，我们仅能通过史书中简略的文字，得知曾先后有过三个备选的谥号，但无从得知评定过程中发生过哪些曲折。在墓志出土后，通过志文已写的和应写而未写的内容、删削增补的痕迹，这段不甚明了的历史过往忽然变得明晰起来，原本草蛇灰线般的故事也有了丰满的血肉和生动的细节，让千百年后的我们也能感知到古人的心绪变化，在历史长河中体会到古今共有的情感。

　　倾听文物的故事，一方面是要关注文物所承载的墓志、铭文等直观的历史叙事，另一方面是要关注文物本身与其背后的社会环境、礼仪制度等文化内涵之间的联系。在李建成墓志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诸多体现历史细节的要素。例如，墓志的书法、刀工、纹饰体现出了深厚的艺术修养，有较大可能性是出自名家手笔，与墓志四侧所采用的素面处理方式形成了鲜明反差，引人深思。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与李建成墓志一同出土的还有其妃子郑观音的墓志。李建成败亡后，郑观音被安置于太极宫的宫室之中长达50多年，直至去世之后才与李建成合葬一处，享受到“皇情轸悼，礼有加隆”的优待。然而，志文中也有“泰终则否，福极生灾，祸构春闱，刑申秋宪”的文字，显露出表面的优待之下，郑观音50多年来的谨小慎微和孤寂凄苦，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李世民在处置李建成亲属时的立场和态度，并与李建成墓志相呼应，为印证相关史事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