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雍正式用人

　　清雍正帝胤禛带着巨大的争议走进了历史，但他在选人用人方面的独特方法和驾驭大臣的能力，在有清一代皇帝中首屈一指。

　　在雍正十三年的执政时间里，其在选人用人管人方面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其所能掌控的范围内，在其整体布局下，雍正将各级官员治理得井井有条，打造了一支执行力超强的官僚队伍。可以说，正是因为雍正亲力亲为的选人用人，才将一系列政治改革推向深入，为全面形成“康、雍、乾”繁荣打下了重要基础。

　　在选人用人方面，首先，雍正高度概括用人在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他在给大臣鄂尔泰的批示中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这话不仅仅和近臣鄂尔泰说，在给署理江苏巡抚尹继善的奏折回复中批示：“朕之责任，不过擢用汝等数员督抚而已。”把自己的工作职责定位为吏部，这种简单而又直白的自喻，形象表明了雍正对官员队伍建设的极端重视。

　　其次，雍正不按常理用人，能够量体裁衣。基于对大清朝的责任感，他认为官员的存在本身就是办事，因此要尽最大限度避免养闲人。雍正站在权力的塔尖，并未有所膨胀，相反他非常清醒权力和责任的对等，即位的第二年就对一品的总督和七品的知县接连下发批示，告诉他们为官的要务。

　　魏晋时期的司马昭给官员提出“清慎勤”三字后，成了历代帝王尊崇的用人圭臬，雍正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巡抚一官，原极繁难，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胜任也。用人虽不求备，惟至督抚必须全才，方不有所贻误。”于此他甚至深情地说道：“朕待天下臣工惟大公无我一语耳。”

　　最后，雍正考核官员的标准非常务实。他经常和地方督抚沟通工作和想法，频繁互动，告诫他们要通过自身的清正廉洁起到表率作用。雍正以官员工作的实际效能作为考核标准，在给湖南巡抚王国栋的考核里说：“王国栋心有余而力不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许之，然不能扩充识见，毫无益于地方，殊不胜任。”这个“殊”字表达雍正对他的极端不认可，于是将他内调虚职。

　　直隶巡抚李维钧考察吴桥县令常三乐，认为他“操守廉洁”，但“懦弱不振，难膺民社之寄”，拟将他调离虚职，上报吏部审核。吏部认为既然常三乐“生性怯懦，必有废弛实迹”，而李维钧又没有进行纠参，不予批准。李维钧对此认为，常三乐没有违法乱纪行为，就是个人能力不足，不能再予以重任，于是上书雍正。雍正批示说，这事好办，就照他“居官罢软。殊属溺职，相应革参”，这样不作为的官员虽然没有贪污违纪，但本质上和违法乱纪的官员并没有太多区别，根本就不能再进行任何使用。

　　与此同时，雍正打破了清代的一些人事规章制度，他说：“朕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他认为官员的使用在于做事，只要能够完成工作，不论所谓的论资排辈。大臣田文镜深得雍正信任，负责从地方推荐人才充实官吏队伍，雍正向他交底说：“朕从来用人，不悉拘资格，即或阶级悬殊，亦属无妨。”那时候敢于提出满汉资格无妨的，有清一代除了雍正再无第二。

　　二

　　雍正用的人

　　雍正用人如同织网，究其帝业十三年，在他手中倒下一批，同时又培养了一批非常有才能和人格的官员，为全面推动雍正时期的政治事业起到了极大作用。

　　雍正早期所用班底意在稳定政局，所用之人多是迫不得已。此后几年，权力稳固后，他所使用的人逐渐得心应手。

　　雍正对科甲出身的官员历来素乏好感，认为他们说得多，做得少，做事迂腐欠通。他曾对此说过：“国家用人，但论其贤否，不当限以出身……自古以来，名臣良辅，不从科甲出身者甚多，而科甲出身之人，亦屡见有荡检逾闲者。”可以说，雍正用人的确做到了“五湖四海”，他破格提拔了田文镜、李卫等敢作敢为的大臣。雍正性格多面，选择用人更是多面，对他知心不给他丢脸肯干事的人，雍正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真性情，让后人读到相关批语，还能感受到一种温暖。

　　田文镜在路过山西目睹当地严重被隐瞒的灾情后，毅然决然上报雍正，这一举措挽救了七八十万灾民的生命。雍正感慨道：“如此能干之人，为何至今未闻一人赞许？”在此后持续任用田文镜后，雍正号召所有人都要向田文镜学习。

　　田文镜有时强力推进的整治措施引起官民的反弹，雍正也是劝勉说：“徐徐尽力为之，朕自有照鉴。诸务从容办理，毋过于猛。”有时对田文镜会提出批评：“但近日以来，每闻人论尔有任性尚气之疵，当深自省察，切以为戒。”田文镜也非常卖力，在河南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让雍正非常满意，称其“巡抚中第一人”，并把其作为“模范疆吏”标杆，在全国进行表彰奖励。雍正在给田文镜的批奏里说：“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其间有何区别？”雍正七年，得知田文镜得病，雍正非常细心地批语道：“当于温暖室中安居静摄，加意调养，须待平复如初，方可出户行动。”

　　鄂尔泰四十二岁这年写了一首感叹仕途不顺的话：“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又在《咏怀》诗里写道：“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此时他任职于康熙时期内务府员外郎，这时是康熙六十年。他不知道，雍正的接位，迎来了他政治上的春天。

　　在雍正没继位的时候，二人已经有过一个插曲。当时的雍正还是“四阿哥”，要鄂尔泰为他办事，没想到，鄂尔泰以“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的理由给顶了回去。就这样，鄂尔泰给雍亲王留下了非常特殊的印象，认为他原则性强。雍正继位后，特意召见鄂尔泰说：“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命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此后鄂尔泰的政治仕途经历多次火箭提拔，三年升任广西巡抚，但雍正仍然认为大材小用了，在鄂尔泰上任途中，雍正命令调整其为云南巡抚管理云贵总督事，此后更是一步步重用，甚至后来西北用兵失利情况下，迅速调其督巡陕甘，经略军务，后又巡视北路军营，风光一时无两。

　　雍正对鄂尔泰寄托了很高的期许，曾在《谕旨》里动情地说：“鄂尔泰在朕前不过数日，朕每念之不置，偶阅伊奏折，辄为泪下，岂亦君臣宿世缘分耶！”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田文镜、鄂尔泰都不是科举出身，而张廷玉则是科举出身并且始终得到雍正的眷顾和认可，其被雍正器重的程度，为有清一代最高。雍正在他的遗诏中，给了张廷玉有清一代汉族大臣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殊荣：“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功巨甚。大学士鄂尔泰志禀忠贞，才优经济……洵为不出世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

　　张廷玉可以说是整个清代做秘书最成功的一个，由于雍正为政细致繁琐，巨大的工作量必须要有合适的人选分担。张廷玉谨小慎微、不事张扬，深合雍正意。有一次张廷玉生病，病好后进宫，雍正说：“我前两天对近侍们说，我连日臂痛，你们知道吗？他们惊问其故。我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这不就是我臂痛吗？”

　　雍正随时都有召见的可能，张廷玉一日晋谒三次，更是家常便饭。张廷玉忙到坐在轿中看文书，入紫禁城骑马，随从随时递进工作。傍晚回到家，“燃双烛以完成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就寝”。有时候张廷玉已经躺下，惦记没写完的文书，马上披衣，一直到天亮写完呈给雍正。雍正说他和鄂尔泰二人“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

　　张廷玉回家探亲，行前雍正赐其玉如意：“愿尔往来事事如意。”几天后雍正写信给他说：“朕即位十一年来，朝廷之上近亲大臣中，只和你一天没有分离，我和你本是君臣，但情同密友。”雍正曾明确表示了张廷玉得到持续重用的原因：“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一个“悉”字，表达了雍正对张廷玉秘书工作的高度满意。

　　三

　　雍正的温厚和刻薄

　　在雍正的视野中，并不是所有大臣都能像张廷玉这样幸运。雍正属于典型的完美主义人格，这样性格的人相当难伺候，终其一生能够得到其认可的大臣屈指可数。对于位置一般以及和雍正关系一般的人，有的被雍正感动得热泪沾衣，有的则被骂得狗血喷头。

　　雍正用人的重要标志即是忠诚可靠，在他面前耍花招儿的，往往被揭穿，被冷嘲热讽，不再重用。雍正说有人攻击他“权术御下”，他解释说：“君臣之间惟以推诚为贵，朕与卿等共勉之。”然而在他看来，所有的人都要在其掌握范畴之内，稍有不效忠，则用权力之仗打击。而对于实干的人，他不吝破格，奖惩分明。

　　君臣温暖的互动

　　情商极高心思又细的雍正，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尽管是一国之主，有时却能放下架子像朋友一样和臣工们沟通，经常给臣下及家属赏赐医药。在给臣下的请安折上，他用非常亲切温和的口气批写道：“朕躬安，尔好吗？”或“朕躬甚安，尔可好。”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请安折上朱批：“朕躬颇安，尔等都好么？官员乃至兵丁、跟役等都好吗？”给山西巡抚诺珉的请安折上写道：“朕躬甚安，尔好么？新年大喜！蒙天地神佛保佑，尔之合省雨水调匀，粮食大收，军民安乐，万事如意！”富于人情味儿、做事细腻都属于雍正的御下风格。

　　给两江总督的折子里，雍正说：“送一匣清茶房干果与尔，怎比得上尔南省的果子呢？再，干羊肉朕食其味甚美，一并赏送于尔。”不但赏赐东西，顺便还风趣地开了一个玩笑，雍正的洒脱风趣一目了然。

　　此外，雍正劝诫官员不要喝酒，告诫说：“若奉此旨后，仍不戒酒，则辜负圣恩，成为无用之辈。”知道大臣鄂尔泰总是熬夜工作时，雍正放心不下，让人传话说：凡夜晚办事，最是伤人，务教他（鄂尔泰）善体朕谕，以仰副垂注至意。都统苏丹在军营因潮湿导致伤口复发，雍正在谕旨中表示非常揪心：“尔之年岁已非如此奋勉之年龄，尔所作所想，朕实是赞许而同情……尔如此赤胆忠心，将无甚关心，必受苍天眷爱而好转。著好生调养身体，努力为朕多效力几年。”雍正通过如此温暖的话语与臣下互动，的确取得了非常大的效果，以至雍正去世后，一些老臣想起旧事，依旧感动得热泪盈眶。

　　嬉笑怒骂式的鞭策

　　与一些臣下温情脉脉外，剩下的还有暴躁和辱骂。面对庞大的官员队伍，素质、能力、人品良莠不齐，雍正脾气本就暴躁，对臣下要求极高，对有失误而又让他不满意的官员动辄痛骂讥讽，轻则斥之为糊涂、无知、可厌，重则骂为不是人，死人、狗，甚至上升到辱骂人格，平素修为的风度荡然无存。有时遇到看不起的臣下，雍正就要讽刺一番，在给佟吉图的谕旨里这样嘲弄他说：“知人则哲，为帝其难之。朕这样平常皇帝，如何用得起你这样人！”在给胡凤翚的评语冷嘲热讽地说：“多赏你些，好为你夤缘钻刺打点之用。”

　　雍正为人极其聪明，但凡有的大臣与他玩文字游戏，总是被他揭露，并能迅速指出要害。他非常厌恶臣下的阿谀奉承之言，同时，如果有的人在他面前表现得过分卑躬屈膝、自轻自贱，也会让他非常反感。江西布政使李兰在无关紧要的事情后面写道“皇上洪福”，雍正朱批说：“朕深厌此种虚文。”福建布政使赵国麟总是强调自己“一得之愚”，雍正恰恰看出他的虚伪：“你写自己愚蠢的字太多了，我岂能把一个愚蠢的人安排到藩司岗位？”

　　有一次，热河总管奏报发放官兵钱粮，雍正怪他们不体谅自己日理万机，赶上心情不好，朱批道：“此乃报部之事，何须折奏……尔等空闲，无聊一奏，竟不顾朕日理万机，何有闲暇阅览尔等此数而仁慈无用之文，纯属一群不如畜生之辈。”荆州将军吴纳哈报修缮坍塌城墙琐碎，雍正看得心烦，批道：“此等未成之事，何以渎奏，为尔之差事，而不顾朕有无空暇，毫无体谅之心，此乃何臣之道？真是老糊涂了！”

　　说俏皮话，挖苦讥讽，说反话，戏弄人，在雍正与臣下互动环节屡见不鲜。兵部右侍郎奏请修复堤坝，雍正认为他办事心思不纯，想在工程款中贪污，故而讽刺说：“大买卖来了，偿还之份力图加倍索取。倘不足，朕再遣数名妥靠富人给尔。”

　　雍正极好面子，也要求臣下顾全脸面，因为他们的任用都是雍正的意图，如“朕之脸面乃尔之性命，是否好自为之，或行不是，全在于尔。”

　　在左都御史尹泰的几份奏折上，雍正骂人以至到了难堪、低俗地步：“尹泰，尔以前干什么来着，该死的老畜生”“放老狗屁”。责骂臣工来自于封建帝制对臣下的不尊重，也体现了雍正感情直率、爱恨分明和任性随意的一面。

　　雍正自诩“朕非庸懦无能主”，算是自己中允定位，他又说，“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可以窥见一种洒脱和坦率。尽管死后背负重大争议，但不能否认的是，雍正是批写奏折最勤、最多、最生动，接见各级官员最勤、最多、最认真的皇帝，从而给后人留下了他在任用人才方面鲜活的生动场景。（赵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