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道联通

　　宕渠城西城门重现

　　城坝遗址地处渠江左岸，其所处的川东北地区是多省交界之地，自古以来便是北上陕甘、东进两湖的重要通道。2014年至201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此地进行了连续五年的系统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目前，发掘面积共计4000平方米，清理包括墓葬、水井、灰坑、城墙、城门、房址，沟、窑等各类遗迹400余处，出土各类文物1000余件。

　　城址北部的郭家台遗址西南角，经过系统考古发掘，一组保存完好的汉代西门城墙重见天日。汉砖堆砌的城门遗迹堆积规整，城砖花纹繁复，线条灵活。“我们初步分析，城墙初始夯筑年代为西汉时期，东汉时期有过大规模增修，沿用至六朝时期废弃。与史书记载基本对应。”考古现场负责人郑禄红说，通过对城址区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基本明晰城墙结构及夯筑方式，并发现城墙后期有过增修。

　　沿着城墙往里，考古人员发现并清理出城墙、壕沟、城门、暗渠、门房、建筑基址、道路、车辙印、水井、窖穴等遗迹。“车道与城门相连，车辙印间距大约1.4米，两边保存着高台建筑遗迹。”郑禄红说，城址内，各遗迹互相关联，并组成有机的整体，全面立体地展示出城址内结构布局情况。“这不仅对研究城坝城址内涵、分期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古代城址考古研究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竹木简牍

　　此处或为津关遗址？

　　此次发掘中，遗址北部江边一处聚落遗址发现是意外收获。“当时，我们看到靠近河边有一个形似窑的东西，怀疑与冶铁有关系，于是开始了发掘。”郑禄红说，随着布方，大家发现这里是一处西汉晚期延续至魏晋时期遗迹。

　　经过清理，目前已在此出土了数十支竹木简牍，总字数近200字，包括“河平二年”、“竞宁元年”等纪年的官文书性质木牍，“这在四川地区考古中十分罕见，除去青川战国木牍、老官山汉墓医简，这是第三次重要发现，大大填补了地方史料的缺佚，蕴涵巨大的学术价值。”此外，竹简内容还有书信、习字简、识字课本等。

　　为何此处会出土较多竹简？诸多专家猜想，这或许与遗址性质有关。“那个位置太好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胡平生说，作为一个控制、瞭望、观察的点位，该一般聚落遗址在各方面都具有优势，也很有可能是一处津关遗址。“很希望能够在简牍里发现匹配的文字来印证我们的猜想。”

　　专家介绍，该处一般聚落遗址的发现，对于了解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行政管理提供了新材料，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摄影报道

　　部分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宕渠”瓦当

　　力证秦汉时期宕渠城址

　　9月17日，记者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近日，在四川省达州渠县土溪城坝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两枚“宕渠”瓦当，明确表明城坝遗址是秦汉时期文献记载的“宕渠”城所在地。

　　城坝遗址新发掘的西门城墙内大约50米处，几口汉代陶井仍在发掘工作中。2016年，城坝遗址已勘探发现数十口水井，其中3口被当地人继续使用。而这次发掘的汉代水井，其形制与仍然使用的3口井完全一致，再次确认了这三口“活态文物”的年代属性。考古现场负责人郑禄红介绍，已发掘的水井为两汉时期居民用水及其农业灌溉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一口水井用了两千年，这可能在全国都是非常少见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说，除此以外，现代的渠县被称为“中国竹编之乡”，近日发掘出土的竹编器物也印证了这里竹编文化的悠久历史。

　　除了水井和竹编器物，此次发掘中，城坝遗址还出土了大量西汉至六朝时期重要文物，为当地汉晋时期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宝贵资料。其中，“宕渠”文字瓦当的出土，明确表明城坝遗址即是秦汉时期文献记载“宕渠”城所在地，考古发掘与史料记载“宕渠”郡县的设置与废弃年代也基本相符。

　　郑禄红介绍，从发掘情况看，城坝遗址墓葬延续时间较长，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包含多种文化因素，是研究晚期巴文化中“賨人”的最主要遗存，同时也反映了秦汉一统之下的多元文化发展。已发掘的窑址位于城址西部，出土的板瓦与城址内出土板瓦遗址，表明是为城址专供烧制。

　　“这些发现与城址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遗址单元，对于汉晋时期县乡一级聚落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大遗址保护与展示利用也具有重大价值。”郑禄红说。

　　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竹木简牍

　　或是最早的“识字教科书”

　　《说文解字》记载，“简、牒也，从竹，间声。”造纸术发明之前，古人习惯将文字记录于甲骨、金石或竹木之上。由于竹木更易获取，其使用范围也更加广泛。随着时间发展，人们渐渐将写了字的竹木统称为“简牍”。

　　由于简牍上多载明文字，学者往往能够通过其中留下的痕迹重新让历史“开口说话”。这种学术价值颇高的文物，每一次出土，都令考古专家们欣喜异常。近日，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境内的城坝遗址内，几口水井和一处神秘的一般聚落遗址内，新出土15枚竹木简牍。经过考古专家论证，其中不仅有官方司法文书、书信、习字帖，甚至可能出土了最早的“识字教科书”。这对于进一步深入解读西南地区历史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现在的发掘范围内，已经出土了15枚简牍，不能排除在接下来的发掘中，还会出土更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说，简牍的出土，对考古工作人员还原城坝遗址当年生活、工作的情况意义非凡。

　　15枚简牍，目前已被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做了文保处理。它们分别躺在蒸馏水中，等待与考古学家时隔千年的“对话”。目前，工作人员已将出土的15枚简牍做了红外扫描初步识别。由于年代久远，其中许多简牍留下的痕迹暂时还难以辨认。

　　9月17日，在省考古院举行的专家论证会上，与会的8名专家针对这批简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通过红外扫描图，专家们辨认了几块简牍的主要内容。

　　一枚出土于渠江边上一般聚落遗址内的竹简上，“江州发吏一人”字迹依稀可以辨认。“这句话就包含了许多信息，江州是当年重庆的名称，意为当年重庆派出了一人离开本乡来到此地，具体做什么，还有待对简牍的进一步解读。”与会专家介绍，而城内水井中出土的两枚简牍上，似乎写着“年六十九”等字样，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宕渠城内居住的这位先民相对长寿。

　　此外，一枚简牍上还记载了“苍颉作书，以教后嗣”等字样的文书，这意味着，如果确认该简牍为秦国李斯所作《苍颉篇》，这将成为四川出土的最早的识字教科书。

　　“先秦到汉代的遗址在四川境内发掘了不少，最缺的就是带‘字’的东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说，此次发掘出土的简牍，在四川地区考古中十分罕见，是青川战国木牍、老官山汉墓医简后，这是第三次发现，大大填补了地方史料的缺佚，蕴涵巨大的学术价值。

　　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