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齐鲁晚报

　　□郑乃源

　　数百年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社会各阶层人民所喜爱，在蒲松龄的家乡——山东更可谓家喻户晓，特别是在沂蒙山一带村庄，村民把神话传说一类的故事都叫作“聊斋汊子”。董均伦、江源夫妇从1953年开始，在齐鲁大地上一个个村庄里采录故事，让这些“聊斋汊子”得以重见天日，并成为一部厚重的巨著《聊斋汊子》。在出版人涂涂看来，中国人有采风的传统，从诗经到乐府，倾听的都是大地上的故事和歌谣，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董均伦和江源夫妇称得上是这片土地上“最后的采风者”。

　　《聊斋汊子》董均伦　江源　整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走万里路，找千人谈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的山东威海青年董均伦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历任军队医院翻译、野战医院英文教员等，曾担任过著名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的英文翻译，后到部队文艺社为战士们撰写通俗故事。1946年春到山东解放区做随军记者，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一边搜集民间故事，出版了民间故事集《半湾镰刀》。除在山东解放区印行外，东北老解放区最早的版本为1948年版，3个月后即再版再印至数万册，可见这本囊括了11个民间故事的小册子，当时的受欢迎程度及影响力。

　　1953年，为了体验农村合作化生活，董均伦和妻子江源下到了地处胶东半岛西部的昌邑牟家庄“安家落户”，在一位老贫农家的小厢屋里住了下来。他们在牟家庄先后住了八年，后来又来到沂蒙山区呆了三年。白天与社员一起劳动，晚上就参加社员讨论会。开会前，先到的人便聚在一起聊天，常因为某件事情引出一个故事来，说的人津津乐道，听的人开开心心。

　　“故事”这个词在山东各地有着不同的叫法，昌邑把说故事叫“拉呱”，潍县叫“说古今”，大鱼岛也许因为渔民常在织网时说故事所以叫“桄线”，而在沂蒙山一带称作“聊斋汊子”，“你说个聊斋汊子听听”，意思就是“你讲个故事听听”。那时的村民们把听故事讲故事当作娱乐，炕头上、饲养棚里都能听到“聊斋汊子”。

　　这些来自齐鲁大地的口头文学，有的优美，有的神奇，有的浪漫，有的怪诞……故事都与当地的历史风貌、人情世态息息相关，而群众生动的口语则使故事说来上口、听来入耳，通俗朴实，利于流传。用董均伦的话说，民间故事就是储存在人民头脑中的“活文学”。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董均伦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些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传说故事记录下来，使它不会因为年久而失传，于是便开始着手搜集。

　　“人到花园，方知花多。”董均伦夫妇在乡下的日子，正是搜集故事最好的年代。经历过旧社会的许多老人还健在，许多中青年人也很会讲故事。房东家常有邻居串门，人来人往，房东大嫂逢人便说:“老董老江就愿意听呱，恁快说个给他俩听。”

　　“文革”期间，民间故事搜集工作一度中断。待运动结束，董均伦和江源夫妇便又沉到了民间，长期住在乡下，向老百姓采访搜集民间作品。1984年出版了48万字的《聊斋汊子》后，他们又扩大搜集范围，在齐鲁大地上从东到西跑了20多个县，行万里路，找千人谈，于1987年出版了47万字的《聊斋汊子续集》。

　　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使得代表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民间文学，也可以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接受。董均伦夫妇搜集记录的民间故事，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走出了国门，受到了国外读者和学者的重视，在日本出版了他们的《山东民话集》，在德国出版了《白果子:中国民间故事集》。

　　从童话到民间故事

　　中国民间文学有着悠久的搜集和整理的历史，各朝各代都有有识之士热衷于收集、整理民间街谈巷语及乡野传说，使大量口耳相传的民间叙事完成了向书面文本的转化，从而流传至今。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诞生，则是以1918年初北京大学发起的在全国征集歌谣活动为标志。中国现代故事学的起始要早于歌谣学。1913年至1914年，周作人公开发表了三篇关于“童话”的文章，其中《古童话释义》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关于民间故事的重要论文。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上海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化名林兰，编辑出版了民间故事集近四十种。

　　当时学者对民间故事的研究，最著名的是顾颉刚写于1924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把从战国到北宋时期的有关孟姜女故事的材料，按时间顺序排列，力求从“断编残简之中把它的系统搜寻出来”。此外，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还从汉译佛经中考证出了孙悟空大闹天宫、流沙河沙僧故事的来源。

　　上世纪三十年代，对民间故事的重视逐渐超过了歌谣，收集整理和出版的数量和质量都处于较高水平，并保存了浓郁的地方色彩。

　　至抗战时期，不论是沦陷区还是解放区，学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依然投身于民间文学采录。

　　在延安，文艺工作者采用民间故事的叙事方式进行创作，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将“说”和“听”的口头传播方式根植于小说创作之中。

　　1938年，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的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西迁。其中，由300多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步行3500里，横穿湘黔滇三省。一路上他们采风问俗，收集了包括故事、歌谣在内的民间口头文学，随后出版了饱含学术价值的《西南采风录》一书。语言学家马学良曾撰文回忆闻一多教授在湘西采风的经历:“每到一处山寨，他顾不得安顿住处，也顾不得沿途的疲劳，一到宿营地就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走家串户，采风问俗”“在破旧的村舍里和老乡们促膝长谈”。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故事被作为文学读物向大众普及，1956年还曾因中学课本中选用的《牛郎织女》一文，展开过一场关于民间故事应当如何整理的争论。有人批评故事中对人物心理细致入微的刻画以及对幻想色彩的去除，认为不符合民间作品的艺术风格。很多当时从事搜集研究工作的民间学者都参与了讨论。

　　捕风的人

　　同是出自齐鲁大地，传承于民间血脉的《聊斋志异》《聊斋汊子》中的故事颇有几分相似。经历了数百年的流传，《聊斋汊子》更加显示出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与时代特色。

　　在《聊斋汊子》里，貌美善良的女主角不再是清一色仙妖鬼狐，而更多是以花仙子、小仙女的身份出现，也少见《聊斋志异》中面对恶霸强权无辜受迫害却无力反抗的无可奈何，更多的是快意复仇和幸福美满的大结局。

　　董均伦对民间故事的整理，一直保持着“老老实实地把民众的艺术传达出来”的科学整理方法。

　　记故事容易，很多时候，董均伦更关注说故事人的声音和表情。“说到妖怪来的时候，眼常常瞪得很大，说得也快也急；说到坏人的时候，常是狠狠的。”声调的高低快慢、眉目表情及手势，也是故事内容的一部分。这些如何用文字表达出来，也显示了故事整理者的功力。

　　董均伦曾鼓励一个会讲故事的山村教师，把故事整理出来，结果变成文字后显得苍白无力，失去了民间故事通俗、朴实、口语化的特色。

　　民间传说故事是口语化的艺术，董均伦深深体会到民间文学离不开百姓丰富多彩的口头语言。“雀掉拉尾巴我就知道它往哪里飞!”“泰山不是垒的，聪明不是借的。”“有烂了的粮食，哪有烂了的话?”“手按着葫芦抠籽还不行吗?”看似土得掉渣的民间口语，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在潍县杨家埠，他听到一个关于年画的传说，其中有个情节:“本来应该先下甘罗细，后下粗风暴，龙王不甘心认输，第二天午时，先下了粗风暴，后下了甘罗细。”“甘罗细”“粗风暴”这简练的六个字，形象生动地把两种不同雨景描述了出来。

　　民间文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口头性、流动性。郭沫若曾把民歌的流动性比作“一阵风”，“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忽然就像一阵风地刮了起来，又忽然像一阵风地静止了，消失了。我们现在就要组织一批捕风的人，把正在刮着的风捕来保存，加以研究和传播”。

　　1956年董均伦曾专程上崂山搜集故事，在王各庄住了一个月，记了厚厚一本素材。还没来得及整理出版，“文革”开始了。他担心这些故事成了罪名，便把这个笔记本烧掉了。“文革”后再去崂山，那些讲故事的老人，或者不在世了，或者多年不讲，故事记得不完整了。

　　为了搜集蒲松龄的故事，董均伦曾两次到蒲松龄故里淄博蒲家庄。第一次去的时候，当地蒲松龄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你来晚了，会说蒲松龄故事的几个老人都已经去世了。”半年之后再去，第一次在场说故事的老人竟然也离世了。

　　在当下民间文学类非遗的保护工作中，许多民间故事也被纳入非遗的范畴。在民间文化学者看来，民间文学的保存，不仅仅是记录下文本，还有必要制成录音、录像妥善保管。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员、作家老舍发现街头上卖的民间小唱本有很多不是真本，而且错字很多，因此建议“我们应当花些钱去录音，把艺人或老百姓口中的活东西记录下来”。

　　更有许多学者提出了民间故事的“生态保护”，保护的不只是故事本身，还包括以传承人为代表的一种讲述环境、讲述传统。然而在传统民间故事讲述活动渐已衰落的当下，“生态保护”不过是学者的一厢情愿。正如芬兰民间文学家劳里·航柯所言:“把活生生的民间文学保持在它的某一自然状态使之不发生变化的企图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可能被滥用或被适当地加以保存和保护的，不是民间文学说唱表演，而是说唱表演的记录。”在他看来，民间文学财产的“第二次生命”的标志是人们去翻阅和利用它们。

　　四年前，出版人涂涂打算做一套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集，他去拜访的民间文学界老学者不约而同地向他推荐《聊斋汊子》这套“了不起的巨著”。

　　新版《聊斋汊子(全两册)》从1984年版《聊斋汊子》和1987年版《聊斋汊子续集》中选录101篇故事，并邀请插画师为所有故事制作百余幅版画题花。一位诗人如此评价这本书:确实有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的韵致，哪怕语言上略逊一筹。新的读者从世界文学的眼光重新看见我们的传统，这是时代的进步，涂涂因此而感到欣喜，同时也替董均伦、江源夫妇“争辩”——“我倒不觉得语言上就一定略逊一筹，那些源自泥土的字与词，有自己的系统和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