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绍兴鲁迅故居。　项菁 摄

　　《呐喊》提及：“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

　　裘士雄进一步谈及，受限于医疗条件，当时的医生给鲁迅父亲开的药方包括三年陈米等没有科学依据的“偏方”，这也增加了鲁迅找药的难度。

　　为担起家庭重任，鲁迅开始四处寻找药方。裘士雄介绍，除了药方难寻，就算鲁迅起早贪黑，有时也要等到药铺上午开门后才能买到药，这同样会耽误鲁迅的上课时间。

　　然而，家庭有压力，学堂亦有规矩，鲁迅的迟到也引来教书先生寿镜吾的严厉批评。

　　“受到批评时，鲁迅并没有为此申辩，而是暗暗在课桌上刻下一个‘早’字用于自勉，从那此后，鲁迅再也没有迟到。”裘士雄还透露，如今在公共物品上涂鸦、刻画等都是不当行为，但那张被刻了“早”字的书桌，是鲁迅从自己家中带的，并非公共财产。

　　在顾家与上学之间，十几岁的鲁迅的确肩负不小压力。但在这样“不佳”的成长环境中，鲁迅依旧自我勉励，不仅刻“早”字让自己上学不再迟到，后来还制作了眼到、口到、心到“三到书签”严格要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