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不仅仅是简单的攻城掠地

　　抗战题材不是个轻松的话题。在写《吾血吾土》时，他最初的定位是“交代体”，交代一段历史，还原一段历史，而不是老实地一下子把历史的问题交代清楚。尤其有的老兵来自西南联大，受过中美军校的训练，并非一采访他就竹筒倒豆子一样全部倒出来。

　　范稳的采访对象都是90岁以上的老人，采访的难度可想而知。主人翁赵广陵的原型现在还活在世上，当然在作品中范稳还糅进了其他老兵的人生命运。

　　“史料当然是需要作为作品基础的，比如西南联大史料，我阅读得比抗战史料还多，因为那些大师们的思想境界我总是担心自己达不到其最起码的边界。抗战这一块史料也下了很大功夫，《中华民国史》通读了一遍，远征军的史料能找到手的都通读了。写历史的小说肯定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虚构作品和人物。我总是能在史料中找到创作的线索和灵感。我自认为是个有历史感的作家，这或许是我的一个特长吧。”范稳说，期望通过自己的书写，能再次唤起国人对峥嵘岁月的重新记忆。那些老兵曾经是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中流砥柱，是国家的铁血男儿，是抵御外辱的这段大历史的践行者和书写者。他们经历了抗战的艰难，也见证了伟大的胜利，他们的光荣一度被遮蔽和遗忘了。面对这些经历丰富的耄耋老人，范稳仿佛走近了一部国家民族的苦难史和光荣史，也仿佛和遗忘在搏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评价《吾血吾土》是“书剑相逢”。的确，范稳笔下来自西南联大的抗战老兵，和同类题材相比，有着不一样的气息。范稳写出了一种文化的坚韧和坚守。抗战不止是军事上的坚守。范稳把联大学子作为主角，原因有两个，一是写青年学生热血报国，二是写文化的传承。范稳欣赏他们能够“上马杀贼，下马赋诗”。闻一多、朱自清是有气节的，他们受到传统教育，并且通过言行影响了学生，范稳写了大师们的弟子，他们的精神和大师一脉相承。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分子的死扛，可能中国的文化是另外一副样子。

　　而以“重庆大轰炸”为背景的作品的《重庆之眼》，范稳同样在史料上下足了功夫。他认为，一部对读者有吸引力的长篇应该有某些方面的难度，从思想内容、人物关系、语言、再到结构模式等，有抱负的作家总希望在文本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范稳自进入抗战题材的写作以来，一是专注于文化抗战，二是开始思考一些战后遗留问题。

　　“战争只要是正义的，胜利终将属于正义一方。但胜利以后怎么办，怎么反思战争珍惜和平？怎么清算战争责任找回公道与正义？我们似乎想得不多。至少和西方世界在二战后兴起的战后反思文学相比起来，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不愿就战争而写战争，就苦难而写苦难，历史既要观照现实，还应对现实有所教化、启迪、甚至警醒。在重庆采访期间，我有幸接触到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的人们，并和他们交上了朋友。”范稳说。范稳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战后遗留问题最具体真实的存在。历史并没有走远，也没有被遗忘，在他们的回忆中，血与火的历史就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鉴于此，范稳在构思时就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在今天所经历的战后索赔运动，与当年的抗战历史对比起来观照。两条线索的复试结构模式让他看到了一种对比的力量。尤其是在日本法庭罔顾历史、否认战争罪行的情况下，历史真实的再现便让一切狡辩和谎言都不攻自破了。

　　《吾血吾土》写的是云南的抗战历史，《重庆之眼》关注的是大后方重庆。《吾血吾土》中的文化因素偏重于西南联大，而《重庆之眼》中要表现当年左翼文化圈的一群大师以及重庆的戏剧文化运动等。离开重庆三十多年再回去重新寻找与发现，也有个再次接上地气的过程。当然对一个在藏区和云南的民族地区跑了多年的人来说，在重庆的采访和生活相对舒适、便捷得多，可这并不能抵消写作的难度。尤其是针对同类的题材，一个作家总是梦想着突破和超越自己，因此，挑战永远都存在。

　　《重庆之眼》体现了民族的自信和不屈服，令人振奋。客观冷静的笔调让我们收获了更多的反思。小说在协助大轰炸受害者申诉的斋藤博士、梅泽一郎等日本友人上也有较多笔墨。“他们让我认识到日本爱好和平人士的另一面，让我看到了反思战争、珍惜和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范稳表示，尽管日本政府现在仍奉行“不赔偿，不谢罪，不鉴史”三不政策，但在民间，我们看到日本反战人士对日本当局的反对和发声。他们让我们看到中日友好的民间基础和今后的希望。他想，一个聪明的政治家或作家应该去化解敌意、建立起对话和沟通平台。他希望阅读此书的读者们能够不忘历史，反思战争，珍爱和平，还希望他们能够读到一部中国版“乱世佳人”的爱情故事。（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