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广州人的晚间娱乐还是单调而寡淡的，那时最初的记忆是，外婆带着我去戏院“睇大戏”。

　　21世纪的今天接触了如此多新鲜事物，广府人依然对粤剧情有独钟。粤剧已深入广府人的骨髓，无论“80后”“90后”，只要会说粤语，那么他对粤剧的情怀就会挥之不去。

　　粤剧素有“南国红豆”的美誉，又称“广府大戏”，是广府地区第一大剧种。粤剧由外省声腔演变而来，又经本土音乐曲艺的改造，最终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娱乐活动。自汉唐至明清，作为通商口岸的广州，经济繁荣，南北的歌舞技艺随之来到南粤，形成“粤俗好歌”景象。到了17世纪中叶，弋阳腔、昆腔等外来剧种流入岭南，出现了成熟的戏剧形式。18世纪后期，本地艺人借鉴外地剧种经验，成立本地班，使梆子、皮黄等剧种的音乐与粤语语音融合，逐渐形成地域韵味浓郁的粤剧音乐。民国期间，粤剧已完全使用粤语方言。

　　粤剧的形成过程，反映出其兼容并蓄、多元互通的特性。上世纪初粤剧开始以方言演出，随后在城市受到了京昆艺术和话剧、电影的影响，50年代前后到达一个难以超越的高峰，完成了剧种的定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省港大班”的崛起，更是推动了粤剧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广场到剧场的发展，从此粤剧由粗陋走向精致，由“提纲戏”走向完备剧本。

　　广府人灵活、开放、务实、求新，在近代发展中，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均走在与潮流接轨的前列。粤剧灵活多变、兼容并蓄、敢于尝新的文化精神和审美传统，与广府文化中易于接受外来新事物，敢于吸收、摹仿外来文明，并将传统文化与之相互融合的本质特点分不开。没有广府文化的浸润，粤剧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富有地方特色的剧种。广府文化的灵活、开放，使得外来声腔得以被本地化，本地的民间歌谣和武术得以被吸纳；广府文化的务实求新，使得粤剧在地方化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新剧目，大批西洋乐器被吸纳，表演上借鉴话剧和电影。

　　广府人的革新精神，也使得粤剧在戏曲改良的过程中，比其他剧种更为大胆。一代粤剧大师马师曾和薛觉先均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粤剧改良的口号。

　　我10多年前就开始了粤剧电影的专题研究，从传播媒介和技术发展角度来看粤剧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也可以从侧面看到粤剧剧种乃至广府人的灵活多变和对科技发展的敏锐。

　　粤剧的变革和媒介的交互发展，一直都走在全国前列。粤剧从依靠现场观演互动的单一舞台演出，在20世纪初开始与唱片、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制品、互联网等渐次出现媒介交互发展，把一次性的观剧行为变成可重复的观剧行为，突破了舞台演出在时空上的限制，使得粤剧的传播更深更广更持久。粤剧不同载体上继续“存”和“传”，实际是粤剧通过传播媒介的变化而实现存在空间的延展的。“粤剧”既被制成剧本、刊物、唱片出售，又被观赏者在不同私人观赏场所体验。

　　直到电影的介入，粤剧的传播模式和感知途径又再次发生了改变——影院的银幕放映真正使观众从私人空间重新回到公共的观赏场所，集体完成一次单向的视听观赏体验。虽在经历了时空的压缩、即兴演出和场合的消退后，在影院的集体幻觉里，粤剧观赏体验似乎得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回归。另一方面，承载着同一粤剧影片的胶卷，又在多个场所重复放映，甚至漂洋过海传播各处，使粤剧一度被压缩的时空在另一种意义上得以延展——不同时空之外的观众能在另一处得到同样的观感体验。粤剧不再为城市化卖力，而反过来成为乡土文化、“乡愁”的代言。最神奇的是，电影承载着粤剧，在20世纪后期又随着电视、影音制品进入家庭，再次成为私人的观赏体验。粤剧的存在空间非但没有消失，而正以另外的方式继续存在着。

　　粤剧对于广府族群而言，不止是一种娱乐方式和文艺样式，更重要的是体现着族群文化认同的审美活动与文化记忆，蕴涵着这片土地上最深层的精神品格和普世情怀。粤剧从外来声腔南来入粤开始到本地班出现，从粤剧改良到进入城市戏院，均清晰地传递出广府文化特有的开放、包容、善变的文化属性。在时代变迁中，粤剧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艺术特色和演戏习俗，从粤剧神功戏演出到粤剧例戏，从粤西“年例”到粤剧“福地”，依旧能够见证粤剧在广府民俗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追踪粤剧在两广及港澳地区的流播到粤剧在旧上海的轨迹，及粤剧在东南亚、北美的海外传播与广府移民间的渊源，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地理上远离广府文化的区域，粤剧依旧以其乡音乡情紧密联系着广府族群。剖析粤剧声腔演唱、演奏与民间曲艺中木鱼、龙舟、南音、粤讴间的融合化用，细数粤剧音乐伴奏与广东音乐纯器乐演奏间的相互关联，粤剧南派武技与南派武术两者的互动吸纳，以及粤方言中那些来自粤剧的行话、谚语所留下的印记，展现了粤剧以广府民间文艺为养分的强大受容能力。

　　粤人善歌，一方水土一方戏。有时候很难分辨出究竟是广府文化孕育了粤剧，还是粤剧文化浸润着代代广府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罗 丽）

　　（作者系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戏剧创作研究室主任，二级编剧，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