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有很多古塔，形形色色的古塔成为北京特有的一种景观标识。中国古塔从外形来看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楼阁式，二是密檐式，三是单层式。其中单层的形式最多，有亭阁式、宝匣式，还有就是藏传佛教独有的塔式喇嘛塔。在众多古塔中，为什么喇嘛塔最多？有不少媒体在文章中称喇嘛塔的外形是摹仿窣堵婆而建的，其实不然，喇嘛塔的原型是“军持”……

　　东汉以前中国汉文中没有“塔”字，塔是随着佛教而来的音译字。印度佛教史迹中有一种覆钵（倒扣碗）形的高僧坟冢，在半圆形丘顶上有一个方座，上面立一根“刹”竿，串起几个圆盘，梵名叫作Stūpa，中国译为窣（音同苏）堵婆，又译作薮斗波、兜婆、偷婆、浮图、浮屠，简译为塔。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入中国，在洛阳建白马寺，但寺为传统汉式，没有建窣堵婆。当时的豪强往往在坞堡中建有多层望楼，有信佛的便在楼顶放一个覆钵加铜盘刹竿的窣堵婆，称之为“塔”。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第一次收入了“塔”字，释为“西域浮屠也”。不过那时的人们还是把礼佛的塔和道家祈福的“祠”一样对待，如《后汉书·楚王英传》称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汉桓帝“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记载，有个名叫笮融的豪强造“浮图祠”，“上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都是佛道一体的“祠”和“庙”。正如《魏书·释老志》的解读：“塔，犹言宗庙也，故世称塔庙”，“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天竺旧状”，指的是印度的窣堵婆，“重构之”则指的是下面的重楼。这种形式的塔在云冈石窟的雕刻和敦煌壁画中留下了不少形象。简言之，覆钵形窣堵婆的原始功能是高僧坟墓，到了中国后很快就变成了一种佛教的标识。

　　喇嘛的原义是藏传佛教中的高僧，藏传佛寺称为喇嘛庙，因为有一种大肚长脖加伞盖的塔常出现在喇嘛庙中，所以普遍叫作喇嘛塔。但它并不是来源于印度的窣堵婆。首先，印度的窣堵婆下面是一个半球形类似倒扣饭碗的覆钵，上面有一个方座和一根细竿串连几个铜盘，而喇嘛塔的塔肚子和塔脖子是一个连体，外形像一个水瓶，顶上没有刹竿，与覆钵完全不同。其次，中国内地第一座喇嘛塔——大圣寿万安寺（明代更名妙应寺）白塔，建于元至元八年至十六年（1271至1279年），与元大都同时建成，有一篇流传至今的《圣旨特建舍利通灵之塔碑文》记载，这座白塔“取军持之像，标陀都之仪”（陀都，舍利异名），“军持”是梵文kundika的音译，又译君墀、君持、捃稚迦，意译为净瓶、澡罐，是僧人或穆斯林随身携带供洗濯的水瓶，多为陶瓷制或铜制，从隋唐至明清式样很多，但大肚长脖上加伞形顶盖的基本式样一致。大都的白塔就是这种式样。窣堵婆是饭碗，军持是水瓶，一个倒扣，一个竖立，全然不同。

　　自从元大都建了中国内地第一座“军持”形式的白塔以后，大都城中还有不少类似形式的塔，有黑塔、青塔，还有许多高僧墓塔也用此式。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护国寺中还保存有两座和白塔外形一模一样建于延佑二年（1315年）的砖塔。直至明清，许多墓塔仍用这种塔式，如大觉寺迦陵和尚塔、潭柘寺许多墓塔等，不过明清时期喇嘛塔的塔脖子变得细长，远不如元塔壮硕。

　　清代北京城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座喇嘛塔是位于北海琼华岛的白塔。清朝皇室早有与蒙古贵族联姻的关系，顺治帝母亲孝庄皇后就是蒙古族人，蒙古笃信喇嘛教，入主北京不久便于顺治八年（1651年）在北京城内的最高山顶建起这座白塔，以示对喇嘛教也是对蒙古姻族的尊崇。清乾隆时是喇嘛塔全盛时期，式样很多，但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佛教象征内容的塔，最有代表性的是建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清漪园后山须弥灵境主殿香岩宗印之阁四角的红、绿、黑、白四色塔，四色代表佛的“四智”。四色塔的塔座为藏式碉楼，塔肚子为折角葫芦形，满镶琉璃饰件，华丽至极。建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碧云寺金刚宝座五塔前有两座汉白玉喇嘛塔，秀丽可亲，代表佛前菩萨。另一类是源自密宗法坛曼荼罗的五塔组合。最美的有两座，一座是玉泉山的妙高塔，此塔位于玉泉山西峰，下面为方形城台，台上四角有四座小塔，中为八角塔座，再上为瓶形塔身，通体白色。另一座是位于西黄寺后部的清净化城塔。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在此寺圆寂，遗体舍利返藏，两年后乾隆帝为纪念六世班禅在寺后建造此塔。这是一组造型极为优美的石雕塔群，由中心主塔、四角石幢、南北石坊组成，是清代最美的也是最后一座“军持”式喇嘛塔。这种曼荼罗五塔的组合还见于许多皇家建筑小品中，主要放在大门顶端，中南海、清漪园、万寿寺行宫中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