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无信不立”，是为“立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神州大地上出现了民族工商业蓬勃发展的势头。1924年秋，潘序伦学成回到了中国，回到了上海，带来了西方新式会计理论。回国伊始，他先后出任东南大学附设商科大学的教务主任兼会计系主任、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

　　然而，会计学科的生命力更多体现在实操的过程当中。1927年春，潘序伦去教职，改操会计实务，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39号创办了“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并在事务所内设立会计补习夜校，不改“育人”的学人初心。

　　“民无信不立”，在潘序伦看来，信用无疑是会计工作的根本，用他的话来说，“工商业者在业务经营中，首先要建立起客户对他的信任，而以财会工作为职业的会计师，则更需要在社会上建立起一种‘诚实不欺’的信誉”。“创业”第二年，他将事务所更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时，扩大补习夜校，改立“立信会计补习学校”。

　　潘序伦“做生意”讲究信誉和公道，再加上他的文字、外语功底扎实，中西学兼擅，无论在承办会计及工商业的申请、咨询还是受托申辩、诉讼时，大都说理详尽、效率高、质量好。于是，“立信会计”很快声名鹊起，登门的客户接踵而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永安纱厂、大中华火柴厂、邮政汇业总局、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等等便均在此列。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立信”承办各类业务4000余件,很是红火。

　　事务所规定每日上午9时上班，彼时全所工作人员60余人，每日的签到簿上潘序伦的名字几乎都位列前三。而在当时，通常会计师事务所的主任会计师10点以后才会出现在办公室里。

　　清晨走进办公室，潘序伦的第一件事常常是翻看报纸，一来关心时事，二来字里行间或可觅得生意的机会。一日，他照例八时来到办公室，见当日报载北方黄河大水成灾，上海各界成立“黄河水灾委员会”，下设稽核一科，拟请会计师担任。他旋即拨通了该事主持人的电话，顺利获得该职。事后，潘序伦才从该主持人口中得知，当日11时他便接听了来自徐永祚会计师的电话，无奈晚矣。此后，潘序伦一直以此事劝勉后辈，做事当勤勉。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孤军抗日,深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人们纷纷募捐支援。当时有谣传上海抗日爱国捐款共2000余万元,马占山将军只收到100余万元。有人指责经办捐款的《生活》周刊社、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和上海市临时救济会有徇私舞弊行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受托稽核了13个经募单位的账目。证实共收到捐款502万元,援助东北义勇军337万元,其余165万元作了慰劳十九路军和救济上海战区难民之用。潘序伦将全部收支账目审计,出具证明,公诸社会，平息了这场信用危机，也因此与《生活》周刊社的负责人邹韬奋先生结下深厚的友谊。就此为十年后二人合资创办“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埋下了伏笔。

　　上海沦陷后，潘序伦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一同迁往重庆，为抗战服务。直到1946年，才迁回上海。

　　中国会计的“改革与改良”之争

　　日渐复杂的经济活动对传统的记账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式簿记终于来到了十字路口：是全面引进西式簿记？还是在原有基础上稍作修改？中国会计领域就此掀起了一场“改革与改良”的论争。

　　作为“改良派”的代表，徐永祚主张在保存中式簿记核算形式的前提下进行改良。他编纂了《会计杂志》月刊，出版著作《改良中式簿记概说》，并陆续发表《改良中式簿记实例》《改良中国会计问题》《改良中式簿记缘起及简章》等文章，以阐明观点。

　　作为回应， “改革派”之代表——潘序伦则发文《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祚君书》《批评徐永祚的改良大纲10条》和《改良中式簿记之讨论》等文，坚持会计属于一种科学技术，不分国界，也无所谓中西之分，关键看方法科学与否。

　　对于一场有关学问的论争而言，观点难免针锋相对，然而学人总是儒雅的，一来一去之中，自不失风度。据说后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门派官员与经济界人士座谈，进而达成共识——在“统一会计制度”中，既采用借贷复式簿记，又承认改良中式簿记。就这样，这场短暂的会计领域改革与改良之争便告结束。

　　但它留给潘序伦的对于会计事业的思考才刚刚开始。有了徐永祚这个标杆，潘序伦更加专注于学术，专注于现代会计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他深刻意识到，会计补习学校并非正规学校，毕业生无正式学历，自然难被社会承认。1937年夏，“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经当时教育部批准成立。从1927年的簿记训练班，此后一直到1947年，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共计举办了40届。以1937年为分界点，前十年入学学生4783人，后十年30476人，最盛时仅上海一地就设有11所分校，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会计人才。而立信会计学校的品牌也一直延续至今，发展成为如今的“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地下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徐永祚在上海以组织“聚餐会”的形式，开展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革命活动。“聚餐会”每月一次，日期和时间固定，不发通知，风雨无阻。约20位上海会计界同仁受邀参会，潘序伦及其夫人张蕙生便在其中。1948年1月，潘序伦聘请徐永祚担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董事。

　　会计史学家郭道扬教授曾评价：“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改革或改良中国会计之争，是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会计学术讨论与交流，是我国老一辈会计学家、学者为振兴中国实业，改进中国会计行业落后状况而作的重要努力，也是我国会计学术初步取得进展的重要标志。”

　　“立信者，立信于人也”

　　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年长潘序伦11岁，1914年便以论文《纽约的财政》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两人同为“旧中国在美国取得经济学博士的少数几位中的一个”（杨纪琬语）。

　　潘序伦潜心他的立信会计事业的同时，马寅初创建了“中国经济学社”，自任会长，并邀请潘序伦出任常务理事。学社的常务会议曾多次假座潘序伦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寓所召开。1927年北伐战争后，马寅初常以立法委员的身份对财政政策提出质疑，潘序伦则以知名会计师的身份加以响应。

　　抗战时期，马寅初与潘序伦先后来到重庆，马寅初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时聘请潘序伦兼任教授。

　　1940年12月，马寅初因抨击“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遭到国民党当局扣压。潘序伦则因此拒绝继续在重庆大学授课，以示抗议，并积极参与声援“马师”的营救活动。他给商学院的信中，寥寥数语却尽显其为人的正直与洒脱：“本人事忙，不能再来重大，讲课费全部捐赠商学院学生会。”

　　1942年8月，国民党当局迫于各方压力释放马寅初，强令各大学不准聘其任教。潘序伦却独自敦请马寅初登上立信的讲台，并安排他携家眷住在北碚立信校内。国民政府教育部向潘序伦提出警告，要他立即解聘马寅初，否则后果自负。潘序伦依旧寥寥数语，“立信者，立信于人也。既已下聘书，就不能无故解聘。”

　　马寅初非常感激。后来他与人说：“潘序伦对开拓中国新式会计有功，不要说来教书，就是要我替他倒夜壶，我也愿意。”

　　另一个常常与潘序伦连在一起的名字，便是顾准。

　　1927年春，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开张不久，刚满12岁的顾准经人介绍入事务所成了一名练习生。他天资聪颖，好学不倦，加上潘序伦唯才是举，对其委以重任，他很快便掌握了会计学科的相关知识。直至1940年赴苏南参加新四军，除少数时间外，顾准一直在立信工作，对于立信事业贡献颇多。

　　事实上，顾准以立信的工作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顾准自述》里曾提及：“社会职业生活安定，对我从事党的工作也有某些良好的作用。因为那时白天的办公时间只有六小时，办公时间还可以大量读报……实际上白天的写作，每天不过三四小时。中午休息的两小时，下午五点以后的全部时间都可以利用于参加会议和‘碰头’，有些党的工作需要写的公开文章，还可以在办公时间写。”

　　虽为无党派人士，潘序伦坚决拥护抗日。对于顾准的革命活动，潘序伦和立信同仁采取的是默许的态度，甚至暗中支持，乃至积极参与。其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曾训告潘序伦，要“注意赤色分子的活动”，潘序伦未予理睬。

　　在重庆期间，有一日，潘序伦收到周公馆转来的一封信，写信人便是顾准。信中说他已至延安，生活十分艰苦，希望“潘师”汇些钱款以补充衣食之用，潘序伦随即托周公馆代为汇去旧“法币”一万元。1949年5月上海解放，顾准随陈毅将军回上海，登门拜访潘师，当面陈清：“那一万元已收到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