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奉俊昊执导的《寄生虫》在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中摘得四项重量级大奖，并创造韩国电影史上多个第一。 　　

　　因为《1917》《爱尔兰人》《好莱坞往事》《小丑》《婚姻故事》等作品，今年的奥斯卡被视为“大年”，但繁荣背后，创作者的性别、视角和审美框架，其实是单一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谈不上奥斯卡“成全”奉俊昊创造历史，事实正相反，幸亏还有奉俊昊能让奥斯卡 “找补”——至少，能把大奖给一个不会说英语的亚洲导演，距离“多元”的目标，迈出了千辛万苦的一小步

　　韩国导演奉俊昊创造了历史，他导演的《寄生虫》在获得戛纳影展最佳影片后，又在奥斯卡颁奖礼上连得最佳国际电影、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奥斯卡奖的最佳影片颁给非英语片，这是第一次。

　　英国导演门德斯的《1917》领跑了整个颁奖季，从金球奖开始，拿遍导演工会、制片人工会和英国电影学院奖这些重要奖项，《寄生虫》在最后时刻翻盘，话题不免集中于韩国电影集体发力，奉俊昊凭借之前的《雪国列车》和《玉子》已经是一个进入好莱坞主流体系的导演，《寄生虫》片方发挥了强悍的公关能力等……其实，“历史性的时刻”发生时，我们可以感受到，即便站在话语权顶端的奥斯卡也有“求生欲”，过去的几年里，电影人一次次通过社交网络对奥斯卡评价体系发起的“倒逼”产生了作用，言语有其力量，面对性别和族裔多样化的议题，奥斯卡的回应固然缓慢保守，但毕竟有了点反应。

　　奥斯卡的“求生欲”

　　时间拨回奥斯卡颁奖前一周，奥斯卡的“姐妹淘”英国电影学院奖BAFTA颁奖，这一届的BAFTA从提名阶段就被指责“太白了”“太男了”。颁奖现场，英国电影学院名誉主席剑桥公爵的几句话更是惹了众怒，因为他说：“这个时代强调多元和多样化，但我认为艺术应不受干扰地坚持择优。”这种听起来振振有词的保守主义言论，是以“专业至上”的幌子，巩固既有的行业权力结构，审美和修辞技术的度量衡，本质是西方男性制定并维护的一整套游戏规则。就不奇怪杰昆·菲尼克斯在领取最佳男主角奖时说出：“我对冗长的仪式感到厌烦，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种族主义的行业。”虽然他也是白人男人。

　　在BAFTA被口诛笔伐的奥斯卡前夜，一位北美电影专栏作者写了一篇《我爱奥斯卡，可我想和它谈谈》，这位作者写道：“当评委和权威们在密室中自以为捍卫着专业主义时，他们了解过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化吗？他们了解当下行业的现实风貌吗？脱离行业现实的择优和嘉奖，怎么可能有活力？”

　　物伤其类，从提名阶段就被围攻的BAFTA不可能不触动奥斯卡，《1917》在连得导演工会和制片人工会这两个最重要的行业奖之后，输给《寄生虫》，这可以看作电影行业内部存在着“微调”的努力。这两部作品同属于2019年最好的几部电影。《1917》显见的是它在拍摄技术方面的出色，尤其在影片的第一个段落，导演用反常规的拍摄视角和细致的镜头拼贴假造的“一镜到底”，制造出类似CS游戏体验的浸没式氛围。而门德斯真正的功力体现在影片的中后程，他把一个常规的战争题材的佳构剧，在剧作技术层面处理得登峰造极——一个通俗的“普通人完成英雄行为”的主题，在抒情和残酷的交织中从容写就，并且，视听的处理绕开“战场绞肉机”的窠臼，华彩在于一个士兵“感受”到的战争，而非客观的战场。《1917》的问题也就在这里，它给出了一个修辞精致、极致的样本，然而它的主题是男性中心的，它的几乎完美的修辞能力则是严格继承了西方中心的戏剧传统。

　　《寄生虫》刚好倒过来。它看起来通俗易懂，自从戛纳影展之后，奉俊昊得到的最多赞誉是“在类型片中注入作者电影的思考”。剧情中涉及的社会分化问题，是这个时代最全球化、最能引发共情的议题。奉俊昊的功力在于举重若轻，严格地说，《寄生虫》不是一部类型片，立足点也不在于“批判现实主义”，导演对社会分化的呈现以及他的态度，甚至是暧昧的。影片的能量在于一个导演“无中生有”“假作真时”的构建能力，它同时是戏剧的构建也是视听的构建，片中的人设和表演有着高度的漫画感和写意感，导演时刻滑动在戏剧和电影的边缘，在虚虚实实的情境和语境中，他真正探讨的是结构不公平之下，人的欲望和精神世界。《寄生虫》观感亲民，却深藏艺术想象力的机锋。

　　因为《1917》《爱尔兰人》《好莱坞往事》《小丑》等作品，今年的奥斯卡被视为“大年”，但繁荣背后，创作者的性别、视角和审美框架，其实是单一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谈不上奥斯卡“成全”奉俊昊创造历史，事实正相反，幸亏还有奉俊昊能让奥斯卡“找补”——至少，能把大奖给一个不会说英语的亚洲导演，距离“多元”的目标，迈出了千辛万苦的一小步。

　　更多女性导演、非裔亚裔导演仍被遮蔽

　　一个正常、健康的行业环境，需要多样化的创作者、多元化的表达。而以奥斯卡为首的秋冬颁奖季，对于日渐“众声喧哗”的行业，回应是迟钝的。一个韩国导演脱颖而出，更多的女性导演、非裔亚裔导演，很大程度仍被遮蔽着。

　　纪录长片单元的提名和授奖成了某种隐喻：无论在广义的大环境还是电影业的小世界，女性承担的责任和付出的劳动，与她们获得的注视和肯定，是不匹配的。

　　《小妇人》被提名最佳影片后颇有争议，“从小说到电影，《小妇人》都被高估了，原作甚至不值得被一再翻拍”。《小妇人》是不是一流的文学，见仁见智，但有多少作者从少女的视角写出这些有层次感的女性样本，乔的独立、自由当然是最被欣赏的，而梅格的自觉被规训、艾米为了冲破阶层的天花板作出的人生绥靖，何尝没有痛苦的分量呢？一些女性主义作品“不够优秀”固然可以是一种客观判断，而她们跑不赢颁奖季才真正折射了这个行业的结构矛盾。用“艺术正确”去指点视听修辞水平的高下时，不如先问一句，女性导演和有色人种导演能获得同等的创作资源和实践机会么？在起跑线严重不均等的环境里，谈一视同仁的择优，是不是“胡不食肉糜”。以及，如果没有这些陪跑且最终被忽视的女导演和少数族裔导演，那些被贬抑、被损害的女性、逆袭的女性、那些西方视角和男性视角里“不可见”的故事，还有谁来讲述呢？

　　菲尼克斯怒骂好莱坞电影业“是个种族主义的行业”根本不是哗众取宠，性别和族裔的篱笆墙比想象的更顽固。（记者 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