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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甲午战争是日本成功的开始 也是失败的起点
http://www.workercn.cn2014-09-17 14:32:52来源: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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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台日军为死难士兵举行宗教祭奠。日军在侵占台湾过程中死伤3万余人。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赔款割台。晚清名士陈宝琛闻之,忧愤而作《感春》四首,其中一句“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成了甲午战败之后国事危机最精当的描摹。

  中日的甲午棋局输赢已定,大清国无力回天。天公或可不语,时人却不能不发声。举国哗然的声浪里,“公车上书”无疑是最响亮的呐喊。

  因汉代孝廉皆乘公家的马车赴京,入京应试的举人也泛称“公车”。在科举取士的清朝,“公车”集中了这个国家的精英知识分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车上书”,是康有为等人在维新话语体系里构建的一次政治事件。

  1895年3月,北京大考,康有为偕弟子再度入京会试。考试尚未结束,战败签约的消息传来,各省举子群情激愤。康有为、梁启超联络上千名举人上书光绪帝请愿。康有为奋笔起草万言请愿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并将自己有关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维新思想也一并写入。维新派由此登上政治舞台。

  真实的历史中,还有另一个版本的“公车上书”。

  甲午战败,中日和谈期间,各省举人抵制和约的联名上书有31件,共1500余人次签名。这些上书的公车中,并没有出现康有为的身影,他的学生梁启超倒是广东80名举人联名上书的领衔人,但也仅是“公车上书”中的一件。

  多位历史学家的考证结论都是,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实际上是一次流产的政治活动,他的上书并非如其所说被都察院拒收,而是压根儿就没有送。

  真实版的“公车上书”,是由政治高层发动、由文廷式等京官暗中策动组织。

  甲午战败,清廷各级官员之中,很多人对条约的签订非常震怒,北京的宗室王公、三省六部的文官和台院的谏官们,外地的总督巡抚、前敌将领们,纷纷上奏劝阻签约。大批官员或单名具呈,或联衔上书,少则三五人,多则数十人,最多者达150余人。各级大小官员以至督抚将军、宗室贝勒共500余人次上折上书共100余件次,为清朝前所未有。

  举人们的上书,既有自身爱国之情,也与清廷内部官员的策动不无关联。一个最直接的逻辑证据是,《马关条约》签订前,所谈条件在清廷高层都是极为机密之事,却很快被忙于会试的各省举人获知。清流人物、京官文廷式是具体的联络策动人。他背后则是翁同龢、李鸿藻等极力反对和约的清流主力、极品大员。

  即便是光绪帝,对答应日本条件、签订《马关条约》也痛苦地挣扎、哭泣过。面对台湾被割,光绪帝一腔悲愤向其老师翁同龢哭诉:“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就是在这样举国上下的反对声中,真正掌控大清国实权的慈禧没有表态。这位“天公”面对枯棋,似乎真的“无语”了。

  据翁同龢日记记载,4月25日,《马关条约》文本传来,庆亲王奕劻带领枢臣请见皇太后,得到的却是太监的传话,“圣躬违和,不能见,一切请皇帝旨办理”。第二天,传懿旨:“和战两有弊,不能断”,令枢臣妥商一策以闻。

  当时,李鸿章已经签订《马关条约》,但还需要光绪加盖玉玺才能正式生效。反对和约的清廷官员们至此仍未放弃。而两天后的翁同龢日记记载了这样一条信息:“闻东朝仍执前说,而指有所归。”

  “东朝”即西太后慈禧,取坐西朝东之意,“仍执前说”指继续要求枢臣妥商一策,“指有所归”,是说她有了倾向性意见。这是个模棱两可的表态,朝臣们却心领神会。

  自此之后,朝廷上阻止和约的声音迅速衰弱。公车上书还在继续,却已经不会有任何作用,锁在了清廷档案之中,无人问津。

  康有为那份并没有上呈的万言书却在两个多月后刊印成《公车上书记》,一时大卖。就其文笔、见识,确实是反对和约的文章中最见精彩的。康有为以“公车上书”博得大名,维新派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倒是事实。

  1895年5月3日,光绪在《马关条约》上加盖了玉玺。5月8日,中日双方在烟台换约,《马关条约》正式生效。

  甲午之战终了,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大清就此进入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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