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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司马光曾被追贬海南
http://www.workercn.cn2014-04-28 10:55:00来源: 海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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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贬”在古代作为一种处罚手段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加大处罚的意思。一些官员已经被流贬,但是在尚未到达贬所时,朝廷认为处罚过轻,将其贬往更加偏远的地方。如柳宗元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司马,在赴贬所路上又被追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马。永州在当时是比邵州更加偏远的地方。其二是针对死去的人而言,将其生前所任官职进行名义上的贬谪。这种追贬作为一种名誉性惩罚,虽然对死去的人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但是对于死者的后代影响很大,对其他在任官员也可以起到警示作用。宋朝时,曾经有三位宰辅被追贬到海南,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司马光。

  新旧党争:

  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

  历史上习惯用积贫积弱来形容宋朝,“积贫”是指财政的困难前所未有;“积弱”是指国力的虚弱甚于前朝。不少政治家主张通过变法维新来改变这一状况。但是,改革往往会触及不少既得利益者,这就使得改革派和守旧派经常严重对立,进而形成规模庞大的新党和旧党。新旧党交替执政,通过政治权力打压、报复对手,从而形成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

  宋朝的内外交困,使得仁宗“锐意太平”,在庆历三年(1043)八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改革。但是,改革的相关举措遭到不少王公大臣的反对,在庆历五年(1045)初,范仲淹等人先后被排挤外放,历时一年四月的“庆历新政”宣告失败。“庆历新政”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王安石在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之后长期担任地方官,亲身经历了“庆历新政”,对范仲淹也是充满了景仰之情。熙宁二年(1069)二月,宋神宗冲破种种阻挠,力排众议,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揭开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为支持改革,神宗先后罢退一批包括司马光、吕公著、苏轼等在内守旧派的重量级官员。熙宁三年(1070)更是拜王安石为相,使得变法进入了高潮。由于守旧派的猛烈进攻。王安石被迫于熙宁七年(1074)四月罢相,改知江宁府。

  次年二月,王安石复相,但变法派阵营因为利益导致的分裂局面已经不可收拾。同时,神宗经过近十年世事的磨砺也日趋成熟,对变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打算,不再事事依靠王安石,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熙宁九年(1076)六月,因遭遇爱子王雱病逝的打击,王安石坚决求退,出判江宁府。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和满腹的伤悲,王安石结束了政治生涯,退居金陵,此后潜心学问,不问世事。

  王安石离开后,神宗并未放弃改革的既定路线。自元丰元年(1078)始,他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但是变法始终伴随着反对的声音。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不到10岁的哲宗继位,改元元祐。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任命司马光主持朝政工作,司马光用当年王安石一样执拗的态度将新法一尽废除。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元祐更化”。守旧派以及变法的坚决反对派掌握了政权,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新党进行彻底的清洗。

  元丰八年(1085年),高太皇太后驾崩,哲宗开始亲政,大力任用变法派(即熙、丰党人),绍述神宗时期推行的新法,并于次年改元绍圣,这被称为“哲宗绍述”。新党中坚力量相继还朝,重新得势。针对元祐年间旧党的清算,新党利用权力展开了疯狂的倾轧和报复,几年间,旧党被悉数排斥外放。元符三年(1100)初,哲宗病逝,端王赵佶即位,是为徽宗,改元建中靖国。曾布担任宰相,主张调和新旧党之争,是为“建中调和”。但是曾布的新党背景使得他不但不能获得元祐党人的信任,反而遭受猛烈的抨击,这使得 “调和”只能是一句空话。第二年,宋徽宗改元崇宁,即尊崇熙宁,政局又倾向于新党。蔡京担任宰相后,更是掀起了大规模的党禁。在擅权后,他大力打击政敌,旧党是打击的重点,新党也难逃其网,因此无论旧党还是新党,均有不少人被贬岭、海。

  总体而言,新旧党争贯穿了整个北宋时代,成为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他们为了集团的利益相互攻讦,最终加速了北宋的灭亡,而南宋的战和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这一时期党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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