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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称写作需自我鼓劲:哪怕吃顿好的,也是激励
http://www.workercn.cn2014-03-23 15:41:33来源: 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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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平凹是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大家和奇才。其长篇小说《带灯》从一个女乡镇干部的视角,展示基层干部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她既不愿意伤害百姓,又要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她是这个时代的悲剧,注定要燃烧了自己来祭奠理想。这部小说超越了贾平凹以往含蓄迂回的创作经验,以文学的方式反思了“发展”的现实。这个现实,也是整个中国所面对的现实:不发展则落后和贫穷,发展却会破坏和失去。“带灯”是陕西话里对萤火虫的称呼,这点小光,是理想主义者精神中微弱的光亮,是作者给带灯、给樱镇、给现实的最后希望。

  简介

  1952年2月出生,陕西丹凤人。著名作家、书法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西安市文联主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院长、《美文》杂志主编,中国海洋大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曾多次获得国内外各种文学大奖,包括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散文(集)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等。其作品已经有德、俄、日、韩、越等二十多种外文版本。

  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商州》、《浮躁》、《油月亮》、《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秦腔》、《高兴》、《古炉》、《带灯》等;中短篇小说《山地笔记》、《腊月·正月》、《天狗》、《丑石》、《静虚村记》等;散文集《商州三录》等。

  3月21日,在中国传统节气中,这一天被称为“春分”,此后,风和日丽、万紫千红。这一天,也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生日,他的小说《带灯》刚获得“2014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金奖”。也是在这一天,他从古都西安来到广州,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讲述他与《带灯》,与他在过去的40年里“生”出的“孩子”们,与他所关心热爱的这片国土和村镇……

  从《废都》到《带灯》:写作环境好了

  羊城晚报:记得您说过,您的作品必须要有原型,这是一种写作习惯。《带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原型是大山深处一位女乡镇干部,能不能谈谈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

  贾平凹:写完《古炉》之后,有段时间没事干了。我写完一部作品,就习惯去下面跑一跑。一方面要跑最繁华的一些大都市,一方面跑最偏远的乡下,这样比较能准确地把握中国目前,尤其在转型时期的真实社会状况。

  写完《古炉》之后,我去了陕西、河南、甘肃等周边的许多县城、镇子采风。跑着跑着,我就跑到了《带灯》中写到的地方,也遇见像“带灯”这样的一个乡镇干部,跟着她跑了好多地方,她每天也跟我说很多东西,慢慢地,我对乡镇政府大院的日常工作都非常了解了,就产生了写作的冲动。

  我写作有一个习惯,就是必须要有原型,就像打基桩一样,必须有一个桩扎进去,我再围绕这个桩来想象,作品就不至于虚起来。这个镇的素材并不足以撑起《带灯》,于是,我又回到老家,了解了我家乡的很多情况,把这些都集合在一起,写了《带灯》。

  羊城晚报:《带灯》里的樱镇就相当于您看到的中国乡镇的一个群像。

  贾平凹:对。樱镇是相对虚构的。我把我见过的乡镇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综合起来,最终完成了文学里的樱镇。不过,里面的材料虽不能说100%是有来历的,起码90%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至于小说中展现的故事,是在原型的基础上做了文学加工。

  羊城晚报:《带灯》中描写了很多乡镇干部维稳、民众上访的故事,这类题材还是挺敏感的,出版的时候有障碍吗?

  贾平凹:没有。刚开始我也没想着《带灯》能出版。但作为一个作家,我看到、知道社会上有这种情况,就应该把它写出来。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写出来,我要把我想写的东西写出来,不能在写作的过程中,就因为害怕这样那样而放弃了。写的时候,也必须要很真实、很诚实,而且一定要投入真情,这样才能给这个社会做一份记录。一旦写出来,能不能出版,就是报社、出版社的责任了。

  《带灯》写出来之后,挺受欢迎,也多次获奖。我很宽慰,《带灯》也是幸运的。

  书和人一样,一本书一旦生成,也都是有命运的。《带灯》“出生”的时候命好一些,不像当年的《废都》,一生下来,受的磨难就特别多,命不好。我从20多岁开始写作一直到现在60多岁,我亲身体会到,现在的写作环境比起当年,确实是好得不能比了。

  有那一种光比没有那一种光强得多

  羊城晚报:《带灯》的主人公带灯是一个善良、有想法的乡镇女干部,跟一些传闻中的乡镇干部形象很不一样。

  贾平凹:乡镇干部是社会的最基层,直接和老百姓面对面。很多社会的危机都是通过最基层的干部爆发的。实际上,他们承担的压力特别多,还特别辛苦。而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工资待遇也特别少,做得不好老百姓要骂,工作做不好上面又要批评,他们就夹在中间。

  书里面,主人公带灯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佛祖是神圣的东西,乡镇干部在为国家服务,他们的工作也是神圣的,但他们的光焰向上的时候,烛泪却是向下流的。

  现在,有些乡镇干部对老百姓存在专横、不负责任、态度蛮横、漠视等作风危机,但设身处地来想,如果我是一个乡镇干部,在带灯所处的樱镇,面临同样的一些事情,我会怎么做?怎么想?这样一想,就越发觉得带灯的不容易。她也得哄老百姓,也得训斥老百姓,有时候也得撒很多谎,想很多办法应付上边,也应付下边,但她的心是善良的,她总想在社会中有所作为。在现实中的这些乡镇干部中间,如果有一个像带灯这样的人,那就相当了不起了。

  羊城晚报:主人公为什么叫“带灯”?

  贾平凹:“带灯”原来叫“萤”,就是一个萤火虫。萤火虫的光不是外来的,是自己在发光,很小,就照那么一丁点儿。在小说的结尾,樱镇出现了成百上万只萤火虫,于是产生了好多光亮,虽然微弱,但在黑夜中,有那一种光,总比没有那一种光要强得多吧。

  羊城晚报:带灯最后也被领导处分了,受了好多委屈,在小说开篇里提到的“樱镇的虱子”又回来了,这好像又是一个循环的开始。这样的结尾想表达什么?

  贾平凹:小说最后写道,河面上出现了很多萤火虫阵。这也是一种象征,预示着在这种环境下,带灯虽然受到了好多委屈,沉下去了,但她的精神,对后来人的启示,对这个社会发出的呼唤,有更多人看到了,也是想给人一种希望吧。

  “出去吃顿好的”对写作也是一种激励

  羊城晚报:具体到文字上来说,《带灯》的写法和《秦腔》、《古炉》不一样了,您在后记中也提到,您有意在学习西汉时期的文章风格。

  贾平凹:不同的内容决定了不同的写作风格。《带灯》分了许多小节,有的小节甚至就一两句话。最早我决定用这种方式写《带灯》,是因为看了《圣经》。

  我不是要写一个具体的故事,而是要表现这个乡镇的方方面面,这些小节就能把这个小镇社会的很多面都给摇开、铺开。

  小说里还穿插了很多带灯写给元天亮的信,都是非常抒情的内容,这又增加了一种另外的气氛,适合更年轻的人去读。要插入这部分,也只能采用分节的方式去写,如果用以前写《古炉》的写法,这就没法解决了。

  羊城晚报:这种转变对于您而言,难吗?

  贾平凹:肯定有难度。以前没写过这种,就想着行不行,写的时候又有一种兴奋感。但要比原来有所突破、提高,比较难。

  人们说这部作品比那部作品好一点,也只是好那么一点点,突破了一点点,但那一点点就特别难,在别人看来或许是微不足道的,而自己会知道哪儿有改变了。这种改变也让我很兴奋,毕竟我还能突破一点点。

  羊城晚报:准备写《带灯》的时候,您说您听到了一个声音说:“写了几十年了,如果还要写,你就要为了你,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当时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吧。

  贾平凹:写作过程中要不停地给自己鼓劲儿,自己要给自己鼓掌。写作毕竟是一个耗时几年的漫长过程,一个作者几年写一个长篇,几年都不挣钱,付出特别多。这期间,人容易疲劳,丧失自信心。我只能跟自己说:“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于是,我就不停地给自己写条子,不停地给自己鼓劲儿。这个过程就像两万五千里长征,要不停地有刺激、有鼓励才能坚持下去。实在没办法了,哪怕出去吃顿好的,对自己也是激励,不然还真的坚持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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