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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仁英:从临床到保健的涅槃(组图)
http://www.workercn.cn2014-02-07 14:04:21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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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样板儿”

    1942年7月,严仁英辞去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工作与王光超结婚,成为“王光超大夫诊所”的一名医生。但她很快便发现,丈夫的这个诊所有点“神秘”。这个坐落在西单旧刑部街上的小诊所,正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肩负着秘密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和物资的艰巨任务。

    诊所是城内物资通往平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渠道。严仁英勇敢地配合着丈夫的“神秘”举动,“这样的秘密行动持续了两年时间,给根据地送药,我们从来没怕过。”

    1945年夏,日本投降,北平城百废待兴。由于日本人的撤出,北平大学医学院教学陷入停顿之中,严仁英被请到北平大学医学院讲授妇产学。

    据当年的学生胡亚美回忆——

    “当时,我们妇产科课程是由林巧稚老师讲授的。林老师当然是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教授,但她的普通话不太流畅,讲课时常用英文夹杂闽南语,学生听起来有些困难,也妨碍了对课程内容的领会。我们的大班长在得到林老师的同意后,请来了她的得意门生严仁英老师为我们讲授妇产科的课程。严老师讲课条理清楚,与临床紧密结合,很受我们欢迎。”

    1946年,北大复校,北平大学医学院并入北大。北大医院重新开业,立即请来了原来协和医学院的各科班底,如内科的吴朝仁、王叔咸,外科的关颂韬、王大同,儿科诸福棠,眼科毕华德,耳科张庆松,皮肤科胡传揆等,严仁英的恩师、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林巧稚自然也在其列。

    当时,由于这些教授大多身兼数职,他们就把原来在协和的学生找来做住院总医师,这其中有内科的邓庆增、外科的吴阶平、儿科的赵锡祉等,而林巧稚的不二人选,自然是严仁英。

    就这样,严仁英再次回到了林巧稚身边。

    1948年秋,在多方争取和林巧稚的帮助下,严仁英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部进修。想起为了事业终生未嫁的恩师林巧稚和杨崇瑞,严仁英格外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正当严仁英夫妇在美国努力学习时,大洋彼岸传来了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一年之后,归心似箭的严仁英夫妇与许多有志青年一道,冲破美国方面的劝诱和阻挠,毅然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严仁英夫妇从旧金山登上开往香港的客轮,同船的有老同学梁思懿夫妇、其弟梁思礼,以及范少泉、刘传琰等一批朝气蓬勃、心系祖国的年轻留学生。

    在美国学过无线电又做过电台主持人的梁思礼随身带了一个惠普收音机,顿时成为这批渴望得知祖国消息的年轻人的中心。一天,收音机传来了10月1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严仁英等人无比兴奋,便在甲板上展开了庆祝活动——

    “按照新的国旗是红色,并有一颗黄色大五角星和四颗黄色小五角星的解说。我找来一块白布,用红墨水染成红色,用黄纸剪了五颗五角星,把大星四周各放上一个小星。就这样,我们唱歌(《解放区的天》等)、跳舞,在甲板上尽情欢庆。后来回到北京时才发现国旗做得不对,可惜下船时没有把它留下来做纪念。”

    按照严仁英自己的说法,归国之后,她干了一连串“不务正业”的事。首先就是为妓女检查身体。

    1949年11月21日夜,时任北京市长的聂荣臻一声令下,封闭了北京八大胡同的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6人,娼妓在新中国正式成为历史。作为妇产科专家,严仁英跟随医疗队在教养院对妓女们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治疗。严仁英将她们看作自己的姐妹,不歧视、不嫌弃,以高尚的医德医风,感化着教养员的学员,自身也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教育课”。

    紧接着就是抗美援朝。1951年,严仁英跟随李德全带领的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志愿军。这期间,他们发现了美军空投生化武器的恶劣行径。于是,1952年3月和7月,严仁英两度赴朝,先后陪同国内团体以及英、法、意等七国调查团,调查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情况。

    在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严仁英等人冒着美军飞机轰炸的危险,奔赴前沿阵地,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收集了大量的罪证材料。在此后的四年多时间里,严仁英多次参加有关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展览工作,在1953年德国柏林的展览上,她用流利的英语和翔实的资料向参观者讲述美军罪行,这些材料后来被编成中、英、法、俄四种文字出版。

    1953年,严仁英受邀陪同康克清同志前往哥本哈根参加第三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大会。从此,“情况的发展更是不可收拾”,各种外事活动接踵而来。

    1958年,作为五名观察员之一,严仁英代表中国参加在科伦坡召开的亚非妇女会议;1961年,参加以许广平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日;1964年,参加以蒋南翔为团长的中阿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1979年,参加以黄甘英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美,并在此后多次出访美国;1988年,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英国等。

    尽管占用了许多业务和家庭时间,严仁英对自己这些“不务正业”的工作无怨无悔,她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每次出访,都自愿承担起照顾整个团队的后勤工作,并将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严仁英气质高雅、英文流畅,常常被当作中国妇女的“形象大使”。对此,她心中充满了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豪情,“我个子高、英文好、身体棒,又不裹小脚。走出去人家一看我这个‘板儿’,整个一活生生的新中国妇女的好样板儿!人家就会觉得中国妇女解放了,真的解放了。”

    围产保健

    归国之后,严仁英曾短暂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北京第一助产学校校长,旋即回到北大医院做妇产科主任。虽然从事的是“一个人进院,两个人出院的甜蜜事业”,但严仁英很早就体会到了这份事业中的艰辛和苦涩——

    “记得1946年我刚到北大医院工作的时候,医院产科收治的病人要么濒危,要么孩子已死,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普遍。那时接收的产妇难产发生率特别高。我曾见过一位难产的农村妇女,由家人用一扇门板抬到医院时,孩子的一只手已经出来了。在那种情况下,医生所能起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很小了。”

    面对这些惨状,严仁英开始反思临床医学的局限。上世纪50年代,在参加北京市妇女健康普查工作时,她意识到,在未感觉患病时早期发现妇科肿瘤,容易根除疾病,相反,许多到门诊就医的晚期宫颈癌的患者,则大多回天乏术。

    严仁英开始悟出一个道理,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而预防则可以造福一大群。

    真正使严仁英下定决心从临床转行到保健的,还是受老前辈杨崇瑞的感召。在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工作时,严仁英就敬佩杨崇瑞改造旧接生婆、培养助产人员,使全国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大大降低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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