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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冯至:生命之路的探寻者和开拓者
http://www.workercn.cn2018-04-09 07:47:45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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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冯至在德国海德堡(一九三○年)

  下图:冯至《十四行集》初版本,1942年由桂林明日社出版。

  冯至晚年在家中(一九九○年)

  右下图:冯至十四行诗《深夜又是深山》手迹

■陈漱渝

  戊戌新春,琐事蝟集,又有还不清的文债。但我仍然想写缅怀冯至先生的文字,先把一些看来更为紧迫的事情扔到一边。产生这种写作冲动有两个原因:原因之一是收到了一本《秋风怀故人——冯至百年诞辰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因为收到快递时信封上的“详情单”已脱落,因此不知是哪位好心人为什么在此时会给我寄来这样一本书。书中收录了56篇缅怀冯先生的文章,感情真挚,文笔隽永。我并非冯先生的亲属同事,也不是他的亲炙弟子,编选者没有向我组稿是很自然的。但因为我跟冯先生也有过接触的机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因之二是几乎在收到这本书的同时,我又收到了上海寄来的一本文学刊物,其中刊登了一位资深编辑的文章,说有一位大学者一提到冯先生就摇头,说:“风派!”我佩服这位大学者的渊博,但对他这种恃才傲物,轻易臧否人物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说得更为直白一点,就是极其反感,因此更愿意谈谈我心目中的冯至先生。

  “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在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冯先生是一个地位显赫的领军人物,因此他先后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执教,曾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世界文学》杂志主编,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虽然职务和头衔并不能完全跟真才实学画上等号,但在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这类人才多于过江之鲫的单位,没有一些学术实力恐怕也是服不了众,压不住阵的。

  然而,冯至先生却特别谦虚。冯先生是国内屈指可数的歌德研究专家,他的论文《论歌德》代表了我国歌德研究的最高水准,曾荣获德国颁发的歌德奖章。但他却表示并没有真懂歌德,因为他没有深入研究过歌德关于自然科学的论著。他的《杜甫传》在中国古典文学界有口皆碑,因为他写的是一个活脱脱的唐人杜甫,而没有将杜甫现代化或政治化。因此,毛泽东当众夸奖冯至“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但冯先生却表示“工力此生多浪费,何曾一语创新声”,并不自诩为前卫先锋学者。鲁迅称赞冯先生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朱自清肯定他的“叙事诗堪称独步”,但他却说沉钟社的作家群中,罗石君的诗写得比他好。冯先生一生都处在不断反思、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中,从不欺世盗名,把自己打扮成完人。直至晚年,他还在为他曾经写过批判艾青的文章而内疚,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这篇《论艾青的诗》已属相当温和,并没有那种致人死地的火药味。

  在冯至先生面前,无论是学识,还是年龄,我都是晚辈。1941年,当他僻居在云南昆明附近的一座山里,观行云、沐山泉、听松涛、闻松香,创作《十四行诗》的时候,我刚刚在重庆的歌乐山呱呱坠地。据说冯先生很不希望有些人去打扰他,但当我去敲北京建国门永安南里8楼203室他的房门,或是拨打当时只有六位数的“502695”的私宅电话时,他的态度都是热情的。这跟我的个人因素毫无关联,唯一的原因是我当时正在研究鲁迅,并供职于新成立的鲁迅研究室,而冯先生是一个发自内心尊崇鲁迅的人。

  鲁迅对冯至的影响

  在中国现代文坛,最初影响冯先生的应该是创造社元老之一的郁达夫。18岁的冯先生曾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听过郁达夫讲统计学,并为郁达夫的《沉沦》《采石矶》等名篇所倾倒。通过郁达夫的引荐,沉钟社成员陈翔鹤在1923年下半年拜访了鲁迅。再通过陈翔鹤、陈炜谟的关系,冯至也接触了鲁迅。冯至有一个同学叫戴昌霆,是鲁迅在教育部同事戴螺舲的儿子,他也向冯至介绍了鲁迅的情况。不过,鲁迅对冯至的影响主要还是来自他的作品和讲课。

  冯先生告诉我,鲁迅最早对他产生影响的作品是1919年冬天在《晨报副刊》发表的《一件小事》,作品中那个满身尘土的人力车夫形象曾使他感动得流下热泪。1924年暑假之后,他又在北京大学旁听了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略》。这门课其实并非专讲中国古典小说,而是旁及了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讲的是“广义的象征主义”。鲁迅《野草》中有一篇散文诗《一觉》,其中追忆了两三年前有“一个并不熟识的青年”到北京大学教员预备室赠给他《浅草》杂志的情景,并对浅草社、沉钟社的成员寄予了殷切期望:“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文中提及的这个“并不熟识的青年”指的就是冯先生。鲁迅还曾把一本《当代英雄》的德文译本赠送给他,希望他把这部莱蒙托夫的小说翻译成中文。我认为,冯先生以上回忆极有价值,就建议他写成回忆文章,发表在我们单位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上。这篇文章题为《笑谈虎尾记犹新》,我至今仍保存着冯先生这篇文章的手稿。

  生命之路的探寻者和开拓者

  当我缅怀冯至先生的时候,有些深感愧疚的事同时涌上心头。1980年代初,北京一些单位经常放映“内部电影”,外国文学研究所也经常组织外国影片的观摩。刚刚冲出精神禁锢的知识分子都感到了一种“文化饥渴”,所以每当放映“内部电影”时都是一票难求。冯先生是外文所所长,当然会有些赠票,他腿脚不便,自己又不去观看,因此“少不更事”的我就经常打电话去向他索票,而结果都是每求必应。我敲他家的门之后,经常是取完票就走,既不问候老人家的起居,也不向他请教学问,回想起来深为当年的孟浪而懊悔。

  我不但自己多次打扰冯先生,有时还带着媒体去骚扰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台湾地区某影视公司要拍一组大陆老作家的录像,总片名似乎是《现代诗情》,其中当然也要采访冯至。我用“当然”二字,是因为冯先生在中国台湾、香港的影响力不小。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出版社曾出版过收录冯至作品的《现代中国诗选》。1970年代末,收录了冯至作品的《中国现代诗》成为台湾地区的“大学用书”。1990年代初,我还在台湾地区的《文讯》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学贯中西、创作多面的冯至》的文章,后收入我的《五四文坛鳞爪》一书,1998年9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为了安排好这次采访,我还特意请来了冯先生的老友卞之琳先生。台湾影视公司的人一大早就到了冯先生的客厅,摆摄像机,调灯光,挪动桌椅,折腾了好久。后来请冯先生出场,讲自己的创作生涯,回答各种问题,还让他当场朗读了一首代表作《蛇》,临近中午才收工。冯先生将自己的一些书签赠给摄制方,但摄制方不但没有支付任何报酬,而且也没请冯先生吃一顿工作餐。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便单独请卞之琳先生去一家小饭馆吃了午饭。我们对摄制方的唯一要求,是影片合成之后能赠送一盘录像,他们当时答应了,但事后打听,连这盘录像带也并没有寄。冯先生是一位爱惜光阴的人,深感岁月日减,越来越迫切地感到应该做的事还很多,但像我这样不仅自己去打扰他,还带人去打扰他,实在是一种罪过。

  行将结束本文的时候,不禁又想到冯至《十四行集》中那首关于“路的哲学”的小诗,每当读到,我都会联想到鲁迅小说《故乡》的结尾,也会联想起鲁迅的随感录《生命的路》:

  你说,你最爱看这原野里,

  一条条充满生命的小路,

  是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

  踏出来这些活泼的道路。

  在我们心灵的原野里,

  也有几条婉转的小路,

  但曾经在路上走过的

  行人多半已不知去处。

  寂寞的儿童、白发的夫妇,

  还有些年纪青青的男女,

  还有死去的朋友。他们都

  给我们踏出来这些道路,

  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

  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

  在生命的征途中,冯至先生是探寻者,也是开拓者。我们纪念他,就要珍惜他用艰难步履踏出来的路,让这条路不但不荒芜,而且越走越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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