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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试验场初期艰苦:用的还是沙俄画的新疆地形图
http://www.workercn.cn2015-12-13 16:48:53来源: 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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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那时我们用的地图是沙皇俄国绘制的新疆地形图。从图上看有一条南北连绵不断的“白龙堆”。这“白龙堆”到底是什么样的地形,我们都不清楚。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作者:张蕴钰,原题为:《核武器试验场初期记事》

  1958年8月初,在北京开会的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同志在电话中告诉我(作者时任旅大军事基地司令员):“你的工作有变动,电话中不讲,你立即到北京来,我在北京饭店等你。”我于第二天由大连乘火车到达北京。当晚即由曾副司令员带我到灵镜胡同41号去见陈赓副总长。到了那里还没坐稳,陈副总长就对我说:“张蕴钰,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这是我推荐的。好好搞,建设好了交给别人,可以吧?”我回答说:“好!服从命令!”在我心目中,陈大将宽宏大度,是可敬可亲的首长,在他面前我说不出个“不”字。他继续说:“好!你去找安东,叫他给你说说情况。”陈大将快人快语,总共这么几句话,就将我的工作和生活引上了一个新开端。

  次日,我到总参装备部去见安东副部长。1955年驻旅大苏军撤退回国时,因为中苏两军交接防务和装备,安东同志曾在大连工作数月,我们有过很多接触,算是熟人了。所以一见面没什么客套,很快进入我们要谈的话题。他告诉我工程兵的陈士榘司令员和商丘步校政委常勇同志已经带领一些人到西北地区勘察地形、选试验靶场位置去了,现在到了什么地方还不知道。他让我先回旅大交待工作,然后再返回北京。

  9月初,我举家迁至北京,住在广安门内志愿军办事处宿舍。在这期间,我见到了常勇同志。自此,开始了我们的长期合作和共事。常勇同志直爽热情,向我详细介绍了勘察选场的前期情况。他告诉我,中央军委确定建立核武器试验场后,国防部组织了选场委员会,成员有陈士榘、江文、唐凯、李兆邦、常勇、塞风,他们与阿?彼?安德列耶夫等4位苏联专家共同研究了选场方案。陈士榘司令员已带领委员会成员和二机部的郭英会同志及4位苏联专家到敦煌地区进行了实地勘察,认定敦煌城西北约160公里处的后坑适合建场,这一选场方案已经得到了总参谋长黄克诚的正式批准。勘察大队由张志善任大队长,他与勘察大队政委常勇、副大队长史国华一起在敦煌选定的地区内进行了地质测绘、道路和通讯设施建设。常勇同志还告诉我,为了保密,勘察大队的代号是0673部队,让我去敦煌时在红柳园下火车,将有人接。

  1958年10月2日,我乘火车抵达敦煌。勘察大队住在城南关,我到住地后很快见到了常勇、张志善、史国华、卫垒等同志,他们都在这里工作几个月了,着实很辛苦。在这里我看了苏联顾问对核武器试验场的设计。试验场设计指标为可试验2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提出的编制有靶场主任、学术秘书、力学测量室、光学测量室、核测量室、放射化学测量室和技术室。我看了之后暗暗想:美国在比基尼岛已经试验了1500万吨TNT当量的氢弹了,我们在这种时候建个试验场只能试验2万吨级的原子弹,相比之下起点太低了。

  住下后,张志善同志带我到城内走了走,看了看敦煌的市容。张志善边走边告诉我,敦煌虽是有名的古城,但现在还十分贫穷,县政府和民房都是土坯的。这里属内陆性气候,干旱少雨,蒸发量大;农作物产量低,水井很少且又很深,所以,群众用水很困难,常常要用毛驴到很远的地方驮水;日常生活燃料主要是牛粪。但令我诧异的是,国营商店里竟有海参、鱼肚、干贝这些海货,当然是无人问津。因为这里的“高消费者”不过是往返格尔木的汽车司机,他们也不过是吃些烙饼、炒肉、牛肉拉面而已。敦煌全县5万人口,多数群众的生活还很贫困。

  次日,常勇同志宣布军委决定由我担任部队主任的任命。接着,张志善、卫垒和史国华同志带我去看已选定的靶场区——后坑,到那儿玉门关是必经之路。

  在玉门关小憩后,我们继续前行。一会儿就没路了,只有原先勘察队走过时留下的车辙引导我们前进的方向。沿途所见不过是稀疏地长着的芨芨草、罗布麻和野梧桐树。大片地区则是草木不生,地质上叫大孔土,如果车子陷下去,没有救援就不能前进。而车若一停下,就会有成群的蚊子来骚扰。经过一段艰苦的寻找,我们终于找到了预选靶场的中心桩,看到了中心东北方向的指挥点。归途中我深思着,试验场距敦煌100多公里是太近了;大孔土能搞工程建筑吗?施工和生活用水从哪里来?——这个地方不行!我心里暗下了这个决心。回到住地我和常勇、张志善、史国华和卫垒谈了我考虑到的预选试验场的不利条件:只能试验数万吨级当量的核爆炸,距敦煌太近,地质不好,百里内无水源等等。并建议将这些因素上报以便上级决策另行选场。很快,我回到北京分别向安东副部长、陈士榘司令员、总参军务装备部长万毅同志汇报了情况和意见。在陈赓副总长召开的办公会议上我汇报完预选的敦煌靶场的不利情况后,陈副总长作出了结论,他说:“那里不好你们另找一个吧!”会后,我立即将会议结果通报常勇、张志善两同志,并随即于12月15日回到敦煌,着手筹备穿越戈壁向新疆境内另找新靶场的工作。在最初的选场方案作业图上,敦煌以西有两个方案,最西一案是在罗布泊,这就是我们向西勘察的最后目标。勘察队人员有我、张志善、史国华和总参测绘局的朱处长,上尉杨金岭管理汽车和生活。勘察队带了1部电台,准备了10天的饮水、油料、粮菜、罐头和柴,还有帐蓬等生活用品,分乘4辆吉普车和4辆生活车,于12月24日出发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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