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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嶦曾在溥仪私塾就读 随皇后婉容之师学习(图)
http://www.workercn.cn2014-05-15 11:00:29来源: 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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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嶦在溥仪的私塾里学习

  在溥仪私塾中学习的时光  

  本文作者于1923年出生于大连,其父恭亲王溥伟虽是清朝遗老,但思想比较开明,从不反对学习西洋知识,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打下国学的基础,因为溥伟始终坚信“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溥伟曾经从北京请了一位老夫子教他念《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等书,然后念《四书》。教学的方法就是“死背硬记”,完全没有讲解,此外就是每日苦练大楷和小楷字。溥伟过世后,由于家中断了生活来源,本文作者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无法生活,听说溥仪在伪满洲国宫廷内开设私塾,专门招收宗室子弟,并包食宿,于是就将其送到溥仪的私塾读书。

  1937年春天我到长春时,发现私塾里已经有五位学长:班长溥俭、溥英、毓嵣(本名毓岭,因为溥仪的第三个妻子名字叫谭玉龄,为了避讳,改叫毓嵣)、毓嵒和毓慈。算上原先送走的几个学生,我应该是私塾第三期学生了。后来发现,五位学长之所以来私塾读书,基本和我的情况差不多。虽然五位学长比我早入学,但私塾里并无学年之分,新来的学生不用考试,也不问文化底子,也没有规定何时算毕业。

  我进私塾时,课程倒是比较正规,共开设了好几门课程,有国学,也有数理化、外语课,历史课主要讲清史,各门课都有专门的老师任教。我初到长春时,虽然具备了一些国学底子,但跟几位学长一起上课还是跟不上,于是溥仪就给我办了一个“一人班”,让我在学生班长住的小屋单独跟着三四位老师补习。

  记得补习语文的老师是由伪宫内府请来的一位老学究,姓何名寿芬,福建人。何老师和别人说话时很亲切,脸凑得很近,以至于我很害怕他讲到高兴处会把口水溅到我脸上,总是把课本举得高高的。给我上课当然要用普通话(“官话”)讲,但何老师的口音很重,我曾问学长们老师说“盹儿不盹儿”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并没有上课打盹儿。学长们告诉我:老师是在问你“懂不懂”。除了补讲古典外,何老师还教我对“对子”,做“诗钟”(即自拟对联,或咏一事物,或咏两不相干的事物,但要求对仗必须工整),这倒是给我以后做诗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给我补习数理化的老师叫汪鸾翔,是位博学多能的人,且精于书、画,西洋的水彩、油彩画也很精通。我补课用的课本,都是木刻、线装的课本,全是汪老师在光绪年间教书时自己编的教材。记得汪老师独身一人住在一家旅馆里,20来平方米的房间,里面堆满了书籍和理化试验用的教具。别的老师曾说,汪老师屋子里放着“一万件东西”。

  历史课不分年级,跟着学长们上就行了。老师姓费名志宗,号地山,留着八字胡,因为和我们有亲戚的关系,我应该叫舅爷爷,溥字辈的学长叫舅舅,结果在课堂上按辈分叫,每次弄得很热闹。后来溥仪听说了,让我们一律叫老师。费老师有个嗜好———闻鼻烟,一次吸到鼻孔里足有指甲盖大一堆。我看到他的鼻孔熏得发黄,胡须也被染黄了。费老师的历史课讲得非常生动和客观,大家都爱听。他讲到乾隆帝时,竟然说由于和珅贪污,“聚敛了半个天下的财富,国家的元气大伤,清朝从乾隆以后就一天天衰败下去了”,而这都是乾隆帝纵容的结果。后来,他的直言不讳传到溥仪那里,有人指出:费老师讲课竟敢连老祖宗乾隆皇帝都批判,那对陛下您是否也会有不敬之词呢?结果费老师的历史课讲不下去,只有辞职。于是历史课也就停了。

  等我补课结束(没有考试),正式进入私塾和学长们一起学习的时候,发现教语文的老师是久仰大名的陈曾寿先生。溥仪在天津时,陈老师是他的顾问,也是皇后婉容的师傅。陈老师年岁大身体不太好,那时长春的冬季冷到零下30多度,他就到北京过冬,天暖和了再回长春。我们一年下来实际就上半年课。论起来陈老师和我也有亲戚关系,毓嵒的亲姐姐是陈老师的儿媳妇,我应该叫陈老师为“亲家爹”。记得陈老师上课非常传统,教《春秋左传》时特别给我们准备了木版线装的新书。老师用朱砂笔一边点着句号,一边读给我们听,做一些讲解。一次就讲了好多页,陈老师不主张死记硬背,他说,你们都成年了,没必要像小学生那样背书,挑自己喜欢的内容多读一读就可以。在让我们作文、作诗时,陈老师不给出题,让我们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然后给老师批改就行了。

  日语课是“必修之课”,当然是从字母开始。老师是日本人,叫岸名幸基,是伪满皇宫内府掌礼处的礼官。一周有两堂课,因为不考试,下课基本上不复习,加上溥仪平时禁止我们交朋友,更不会给我们找个日本人经常练练日语口语了。1944年,岸名老师“很有先见之明地”辞职回日本去了,日语课也就停了。除了学日语外,溥仪还为我们开了英语课。请的老师叫陈承翰,是溥仪二妹夫郑广元的舅舅,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文学系,在伪满的“满映”(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当宣传课长。我们读的课本名叫《NewCrown》,但太平洋战争打起来后,溥仪怕日本人说他亲英美,就不让我们学英语了。

  私塾还有体育课,主要是学马术。在马厩旁边修有马场,我们每周一、三、五有马术课,每天必须骑马跑一两个小时。教我们马术的是位蒙古族老师。我是后去的,马术这一课也得补上,学的时候从马上摔下过好几次,但不久也就学会了。太平洋战争打起来以后,汽油供应非常紧张,伪宫内府也不例外,以前每天接送大官儿上下班要用汽车,就把汽车改为马车,马厩里的马除了两匹御用马,都被用来拉车,我们的马术课也就结束了。另外有一位负责管理私塾的人,叫佟济煦,一个星期带我们练习一次射箭。因为他是伪宫内府警卫处处长的缘故,我们不叫他老师,只叫他“老处长”。“老处长”还保存着一把他年轻时用的弓,要用75斤的拉力去拉才能拉开,我们谁也拉不开。“老处长”就让我们用竹板弓,就是用竹子做的,但也很规范。不久日本人要给溥仪盖“假宫殿”,就是同德殿,把我们射箭的地方给圈起来,结果射箭一共练了不到半年就停了。

  我们的课程里最特殊的,当属溥仪亲自上的“思想课”了。溥仪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雍正帝的《御制朋党论》。他说,对他就得要无限忠诚,绝对不许可说假话。记得伪满成立之初,日本人要成立个“协和党”,溥仪听了“党”字,不顾傀儡皇帝的身份,坚决反对,结果竟让日本人把“协和党”改成了“协和会”。

  溥仪生性多疑,以致伪满皇宫里也有人说他是“属曹操的”。溥仪本来是把我们几个学生当作心腹来培养的,但又时刻怀疑我们思想有问题。溥仪给我们教授《御制朋党论》后,他告诫我们要从实际出发,“互相督促”,对他人的言行感到不对时要随时向他反映。我们几个学生本都年纪小,又有亲戚关系,相处得十分融洽,但学完了课程后,个个都不再和其他人多说一句话,生怕被别人打小报告,且时刻得向他做思想汇报。

  后来,私塾的老师越来越少,到最后就剩下教理化的关老师和另一位教数学的老师,两位老师都是长春市中学里的教师。但二位老师每每按时前来授课时,我们这帮学生则告诉老师说今天不上课了,“放了老师的假”。随着战事越来越吃紧,这个私塾也就名实俱亡了。

  爱新觉罗·毓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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