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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车间里聊出的是笑话,还是活泼大胆的文学实验?
http://www.workercn.cn2018-04-18 08:07:53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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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牙齿的故事》书影。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近照。

■本报首席记者 柳青

  《我牙齿的故事》是本很有意思的小说,它既可以看作是部小长篇,又是若干则短故事的合集,同时,它的写作过程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的实验。小说作者是瓦莱里娅·路易塞利,墨西哥新生代作家里非常活跃的一个姑娘。《我牙齿的故事》 的创作,源于一次“软文”写作的邀约。

  在北美的大超市和小杂货铺里都能找到一种家喻户晓的“胡麦克斯”果汁,这是墨西哥和中南美洲地区的果汁类产品第一大品牌,厂家创立于1964年,厂址在墨西哥城外偏远的郊区。工厂规模发展得家大业大,于是全资建造并赞助了一个艺术中心,就在工厂隔壁,取名“胡麦克斯艺术博物馆”。艺术中心在2013年初开张,有艺术经纪人找到了瓦莱里娅·路易塞利,请她为开幕展览写段导言。年轻作家受邀写些应景文章是常有的,如果应付了事,路易塞利写篇花式吹捧企业文化的文字,也就交差了。可是她不愿意。她思考了很久,决定把一次委约的写作变成大胆的写作实验,不是由她闭门造车地掰扯胡麦克斯工厂的企业神话,而是她领头破壁———打破工厂和博物馆之间的墙壁,打破劳动者和文学/艺术之间的壁垒,她和胡麦克斯果汁厂的生产工人一起,协作完成 《我牙齿的故事》。

  在19世纪中期的古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职业:雪茄厂的朗读者,为了减少重复手工劳动带来的无聊和厌倦,会有一位工人在车间为工友高声朗读文学作品。这个已经消失的工种给了年轻作家启发,她邀请工人和她一起用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次“朗读+连载”的文学冒险。她每周写一段故事交给工人,工人们成立了阅读小组,聚在一起朗读、讨论,录下语音返回给她,她在此基础上定稿,就这样“攒”出了一部奇异的小说。

  小说六个章节,由一个主观视角的序幕、四段第一人称的主题短故事集和一个旁观者视角的尾声组成。简单总结,这是一个“失败者”在生命的余光里回忆他倒霉的一辈子,他经历妻离子散,遭遇绑架偷盗,大半生惨淡经营艺术品拍卖事业,但是他热烈澎湃地活过,在光怪陆离的墨西哥社会里兴高采烈地叫卖赝品,临死也没有半点懊丧。小说的前五个章节和尾声形成一道明显的分界线,视角和文风都是迅猛一变。很显然,借着穷困文艺青年的眼光目送落魄男主角最后日子的“尾声”,是路易塞利真正意义独立完成的部分,写得舒展、诗意,对生命和命运的慨叹里能找到她既往作品的风格。前五个章节以第一人称展开的口述故事,则要粗野生猛得多,奇妙地融合了文学的修辞和口语、方言的原生态,这是一部墨西哥当代的“聊斋”———工人的朗读、讨论和创造力,他们的文学实践,强势地介入了作家的写作。

  这个故事集里的“夸张故事”“比喻故事”“迂回故事”和“寓言故事”,每一则都像事先张扬的玩笑。男主角回忆了他一生目睹之怪现状,而这些墨西哥版拍案惊奇里的主角———所有消失在时间尘埃里的小人物,都顶着名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的名字。科塔萨尔是死于破伤风的邻居,富恩特斯是卖领带的销售员,普鲁斯特成了“我的叔叔”,普里·莫莱维因为嗜睡症而被母亲当成游手好闲的懒鬼……路易塞利也调侃了自己,在一则寓言故事里,她成了“即将出落成大姑娘的中学生,总是因为不能正确发音而挨家庭教师的打”。这些看似粗俗的故事,散发出劳动者汗水的气味,工厂车间里机器和加工物的味道,以及一切浑浊的、热烈的、人间的味道。也许是故事的“地气”和对“大师”的调侃触怒了墨西哥的文学评论界,这本小说在“老家”是被质疑的,书评大抵指责这是一本七拼八凑的“烂笑话”和“胡扯”。

  但这并不是一本作者偷工减料的段子合集。在“省略故事”这个章节里,明显可以在阅读中感受到作者敏感的审美自主,而她在追求修辞审美的同时,也警惕文学成为审美的空壳。“在他那覆海移山的自由面前,我们习惯于丈量世界的所有准则都变得脆弱不堪、昙花一现。”这桩看似行为艺术的文学实验,所追求的正是文学的自由和活力。和男主角的命运异曲同工,文学所拥有的覆海移山的自由,在于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当路易塞利藉由《我牙齿的故事》 打破果汁工厂和艺术博物馆之间的墙壁时候,并不是文学单方面地提升了工人的精神生活,作用力的箭头是双向的,文学发生在人间,创作和阅读形成积极互动的状态,促成了文学旺盛的生命形态。

  传统意义上的名作家们认为文学的光环不复存在,读者越来越少。这个结论是可疑的,或者说,这是精英立场看到的惨淡现状。读者一直都在———墨西哥果汁厂的工人,电影《我的诗篇》 里那些读诗、写诗的打工者,以及 《诗词大会》 的冠军外卖小哥,他们让人看到,“阅读”这种行为并没有从普通人的日常中退场。

  其实,《我牙齿的故事》 创作过程和网络平台的写作有着相通处,在写作空间中,读者既是“参与”的,也是“生产”的,读者的意见和意愿介入了作品的肌理。这是一种开放的创作,按照学者亨利·詹金斯的观点,这种写作部分地回归了神话、史诗、口述文学的生产方式,是参与文化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应用。

  在这个意义上,真正退散的不是文学的光环,而是作者的光环。在《我牙齿的故事》 里,路易塞利是创作的主导者,但她甘于退到幕后,她突出了工人读者们的活力和创造力,而那个隐在草莽读者身后的“作者”,也就此背负了更重要的使命———怎样把文学传统引渡到新的文学形态中。

  这是比指责“烂笑话”更迫切的文学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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