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表义”与“平行”（主题）

　　由良渚刻画符号看卢俊舟的“书写良渚”（副题）

　　自1936年年底以施昕更先生为代表的西湖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对良渚遗址展开考古发掘以来，人们对良渚文明的研究已持续了整整八十五年，这颗散落在环太湖流域的“遗珠”，逐渐变得清晰而有光亮。史前文明、没有文字记载的特性，注定了人们对良渚文明的探索只能依靠考古工作来实现，以物证史——借助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各种实物，或推演或印证或扩展或更新人们对良渚文明的认知。这个过程注定是漫长的，相较于良渚文明对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影响与塑造，八十五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能组织体量庞大的工程建设，能制造美轮美奂的陶器和玉器、等级制度相对健全、社会协作高效运转……良渚社会的形成背后，隐藏有太多谜团；良渚人怎样进行信息交流，似乎成为今人步入良渚神秘世界的入口。

　　从二十世纪开始，我国的许多语言学研究者受西方语言学思潮的影响，主张“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即文字是语言的“附属”，文字的出现是为了记录语言。伴随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始有研究者提出语言和文字分属两套表达系统，在相互独立、相互区分的基础上互相促进、互相影响；也就是说，文字可以脱离语言而单独存在。除如上两种观点，学界也存在其他看法，不过可以肯定，语言和文字之间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微妙关联。

　　这是在语言系统和文字系统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展开的论战，那良渚社会是怎样一种状态呢？良渚人用什么语言进行交流，不得而知；如今所见，只有留在各类器物上的刻画符号。这些刻画符号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们与早期文字是否存在联系，至今似无定论。

　　良渚作为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这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其语言系统已处于相对发达的状态，信息交流畅通无阻；若语言系统不发达，很难展开大规模的生产协作，交流只局限于特定范围，还要用其他方式来弥补语言系统的不足。但语言也有其短板与劣势，如随机性强，在传递过程中极易缺损；即时性强，虽能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却不好保存；沟通成本高，不利于提高效率；描述性差，复杂的问题无法讲清，易产生误解。如此背景下，刻画符号的出现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

　　表达是人类天性的体现，幼儿用手边的工具写写画画，无意成体、有心表义，只不过碍于思维与认知的局限，无法将表达加工成一个向更大范围传播的整合形态，仅供自我识别。伴随学习能力的增强，与周围世界的持续沟通，这种表达形态趋于凝练、更为写实，进而得到外界的认同。刻画符号的出现其实也是人类天性所使，借助石器、陶器、玉器等媒介，通过刻画——对现实社会的再现以及在再现基础上的加工，使自己的表达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这种关注很可能跨越年龄与阶层的分别，在促成信息准确、高效、长久传递的同时，收获“更大范围的认同”。“收获更大范围的认同”是刻画符号出现的重要动机，为此需要创设一定的符号构型规则，使其具有广泛识别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达到“表义”的约定俗成。

　　如此再来看现今发现的六百多个良渚刻画符号，便会有更直观的感受。无论是象形符号还是抽象符号，无论描绘的是动物、植物，还是日常生活所用的器物，背后体现出的是良渚人对生活不断发现、渴望表达的常态；特别是到良渚文化晚期，由多个图像组成的组合符号，呈现出良渚人养殖栽种、渔猎采集的生活场景，带有明确“表义”与记录的初衷。这些以器物为依托的刻画符号，既作为装饰存在，同样也是语言的申明，纹饰、标记和文字的属性交杂在一起，并无明确的分野。

　　如今，书法家卢俊舟选择用书写的方式，以宣纸与毛笔替代石器、陶器、玉器和刻画工具，将良渚刻画符号中蕴藏的装饰性提炼出来，借个性化的演绎，复令其还原到“表义”的位置上；但此“表义”非彼“表义”，面对一段消逝已久的史前文明，今人的“表义”更多局限于观“物”后的认知与感想——这“物”可能是密集分布的村落与祭坛遗址，可能是良渚古城外围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可能是工艺繁复、制作精良的器物，可能是众多研究者不断推倒、不断重建的学术成果……这些“物”成为卢俊舟书写的根基，亦成为他灵感的来源。

　　从卢俊舟的“良渚书写计划”中不难看出，他对良渚刻画符号的“表义”也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转译”经过。第一步即摹写，也就是用毛笔替代刻画工具，将良渚刻画符号在宣纸上进行呈现，并通过合理排布，让多个符号在同一平面构成合宜的空间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刻画符号的“形”并未发生本质上的转化，但它又与田野考古绘图不同，其作用不只于对场景尽可能的还原与记录，还留下个性化的处理痕迹——其一是表现题材的取舍。良渚刻画符号中，有些符号的构型相对简单，有些符号的构成元素存在重复，在同一平面并置，于视觉上未必谐和，卢俊舟为此尝试了各种“排列组合”的可能，在视觉上不断调整；其二是表现手法的调整。卢俊舟在摹写过程中，并不是像描红模子那样在形与意上力求紧密贴合，“摹形而不摹意，形不散而意可散”，从而使摹写脱离了机械性复制的藩篱，有律动的新意。

　　第二步即书写。充分的摹写，使卢俊舟对良渚刻画符号产生更有形的认知，这其中或许还包含对符号含义的解读与猜想。在此基础上，卢俊舟对良渚刻画符号做出书法性的转化，着意探求空间与线条的表现关系，为“表义”赋予当代性。从卢俊舟呈现的作品中，观者或许很难一眼辨识那些良渚刻画符号的原始形态，更多看到的是率意线条与淋漓墨色，其实细观之下，能发现那些符号已由曲作直、因点成面、集散为聚，内容与表义的升华，使之达到艺术化的表达层面。就这样，来自远古的刻画符号，成为今人所见的书法符号，古今得以连通。

　　于今，探寻良渚文明究竟对每个人有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太过抽象，实难说清；不过嫁接过去与将来、勾连已知与未知，反倒是我们观照历史的动因所在。2018年，卢俊舟在苏州博物馆办了一场书法展，展览名曰“平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和历史、和未来、和自己，处在一种相对平行的关系上。“平行”概念的阐述，巧妙而精微，也不单指艺术这一个门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时空中找寻自己的坐标，古人亦如此，更早的良渚人也一样。卢俊舟的“书写良渚”，一以贯之了那种“平行”——文本是历史的，书写是当代的；实现信息认同的共性，保留作为“我”的呈现的个性；本意在书写，也意在书念、书艺、书情。

　　其实当我们面对良渚，也应该多一种“平行”视角。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促成了人类社会丰富的表达趋向，而几千年前良渚人的生活，也有如当下这般多元的存在体验，或许他们比我们更富有情趣、更向往本真，只不过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对自己的认知向前一步罢了。若干年后，那些未来的人们将如何看待我们？会不会像我们看待良渚文明一样？这些问题，只有留给未来作答了。（张逸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