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只有一条路

杨庆祥

《五湖四海》第一章结尾是入伍的刘天右告别母亲和乡亲，“突然，天右的身后石破天惊地响起一声唢呐声，这一声响得突然，天右哆嗦了一下，随之乐器接连响了起来。他们演奏的是《百鸟朝凤》，欢乐，喜庆，也有点悲怆。天右没再回头，他知道父亲不在了，脚下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刘天右就这样开始了他“五湖四海”的人生之旅。对中国当代文学熟悉的读者，能在这里发现一个被反复重写的主题：农村青年的进城故事。刘天右和《人生》中高加林的故事发生在同一时期，但刘天右更像是高加林的续篇。因为军人身份，石钟山让刘天右选择了参军进城：文艺兵刘天右的生活语境和经验都是他熟悉的领域。

小说实际上是一部刘天右的成长史。第一个阶段是参军并获得肯定；第二阶段是离开部队创业。跨度从1970年代末延续到1990年代末，这一时段，正好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刘天右的各种命运转折，都与“改革大业”相关：通过小人物刘天右，不但书写了军队改革的历史——以部队文工团为代表，也书写了一部缩微版的“当代史”。

石钟山善于通过戏剧化的情节去推进叙事，小说里最戏剧性的一幕是刘天右的母亲为了让儿子扎根城市，与他“断绝”了来往，刘天右被成为“孤儿”。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张力，对中国传统范式是一次审判：进城就是唯一的道路吗？或者说，进城所代表的现代化就一定优于留在农村？在这个意义上，刘天右的哥哥刘天左相对悲惨的命运就不仅仅是一个补充，而是有了独立的结构性意义。

《五湖四海》触及到复杂的社会，石钟山当然不可能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但在刘天右的挣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问题是如何无意识地作用于每一个卑微的个体，并进而影响着大历史进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