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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时代的文学记忆与“人文”温度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2021-03-27 13:15:14

  原标题:跨越时代的文学记忆与“人文”温度(主题)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70周年,这里问世的图书丰富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副题)

  1951年3月28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下称“人文社”)在北京成立。

  它是新中国成立最早、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文学专业出版机构,也一度是全国唯一一家国家级文学专业出版社。

  1951年,首任社长冯雪峰刚上任,就提出“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自此,中国的读书人,几乎不可能没读过人文社的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创社社长冯雪峰。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人文社提供

  建社伊始,社里汇聚了大批一流作家、学者、翻译家、出版家,以顶尖的才智,花费顶尖的心血,共同致力于同一件事:给中国读者出好书。

  如果你读古典文学,对“四大名著”进行校勘,并用现代汉语加以注释的做法,是人文社在上世纪50年代初开创的,“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古典文学出版事业的基础”。

  下围棋的聂绀弩

  当时的人文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聂绀弩主持了这项工作。时任古典部编辑舒芜作过一首打油诗,描述一众同仁埋头整理古典名著的情况:

  白帝千秋恨,(顾学颉整理《三国演义》)

  红楼一梦香;(汪静之整理《红楼梦》)

  梁山昭大义,(张友鸾整理《水浒传》)

  湘水葬佯狂;(文怀沙整理《屈原集》)

  莫唱钗头凤,(李易协助游国恩教授选注《陆游诗选》)

  须擎月下觞;(舒芜选注《李白诗选》)

  西天何必到,(黄肃秋整理《西游记》)

  东四即天堂。(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址在北京东四牌楼头条胡同)

  读现代文学,给“鲁郭茅巴老曹”等作家作品“以普通初中毕业学生能大致看得懂为一个大概的标准”加注释推出,以使之普及的做法,也是从人文社开始的。第一位作品享此待遇的作家是鲁迅。

  1958年版《鲁迅全集》(10卷)

  读当代文学,从1950年代的《保卫延安》《林海雪原》,1980年代的《芙蓉镇》《沉重的翅膀》,到1990年代的《白鹿原》《尘埃落定》,再到后来的《牵风记》《应物兄》《长征》《暗算》……都是人文社推出的佳作。十届“茅奖”的40来部获奖作品中,有19部为人文社出版。

  读外国文学,新中国第一套系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大型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是人文社根据“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译本、一流的译者”原则出版的。

  “网格本”: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杨绛译《堂吉诃德》,冰心译《泰戈尔诗选》,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季羡林译《沙恭达罗》,傅雷译巴尔扎克,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叶君健译安徒生……

  很多人文社编辑本身就是翻译家,例如,翻译《浮士德》的绿原,翻译《怎么办?》的蒋路,翻译《罗生门》的文洁若。

  到了新世纪,“哈利·波特系列”“丹·布朗系列”等风靡全球的外国文学新作同样是人文社引进的。

  时光流转,无论文学市场是冷是热,人文社总能聚集一代又一代有文学情结的编辑,他们一棒棒接力,生产一批批读者“信得过的精神产品”,丰富着几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经他们手问世的图书,许多都引领过时代的阅读潮流,成为国人共同的阅读路标。

  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楼。本报记者王京雪摄

  70年来,也只有这家出版社能举重若轻地宣告:“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

  老一代传下来的东西

  与人文社同龄,王瑞琴今年也70岁了,是社里所有在职编辑中最年长、资历最老的一位。

  作为将超级畅销书“哈利·波特系列”带入中国的人,她的名字早被许多中国读者熟知。

  哈利·波特系列

  如今,同事们称她“王老师”,而在1977年,扎着两根小辫的王瑞琴刚踏入人文社大门,成为外国文学编辑室的一名阿拉伯语编辑时,她是前辈们口中的“小王”。

  “那时社里的大师特别多。”她怀念那段时光,总感到自己身上留着“老一代传下来的东西”。

  影响王瑞琴的人里,有时任人文社总编辑、后来的人文社第四任社长韦君宜。

  “我永远记得她那几句话:人文社的编辑古今中外文学都应该懂,人文社是培养作家、翻译家、出版家、理论家的地方。我现在总跟年轻人提,出版要有使命感,也是受她影响。”王瑞琴说。

  人文社前楼楼梯处

  1978年,时代剧变。韦君宜等社领导注意到很多“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在学识和能力上有欠缺,不利于开展工作,决定工资照发、奖金照给,但为他们开办为期两年的脱产学习班,请来启功、王力、冯至、吴组缃、柳鸣九等著名学者讲授文化知识。

  人文社为社内员工办文学进修班,这是课程表的一部分

  “她对年轻人是真爱,从心里要培养我们,她为我们荒废的十年感到可惜,比我们自己的感受还深。她因此对我们很严厉,我们当时害怕她,现在想起来却好亲切。”王瑞琴说。

  1983年,韦君宜(左二)去南方组稿时在淮安与当地干部座谈

  另一位带给王瑞琴很大影响的,是人文社编审、诗人和翻译家绿原。

  夏天傍晚,绿原下班后总骑车去图书馆借书,王瑞琴也跟着骑车去借书读。

  “绿原什么都懂,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古典文学、诗歌……我们几个年轻人最佩服他,常围着他聊天,什么都能聊。尽管他是我们父辈,尽管业务上我们跟他有很大距离,但在交往中,他就像同辈,就是担任人文社副总编后也是这样。”

  绿原一生坎坷,却从未对苦难屈服。在他的言传身教里,王瑞琴体会到“内心强大”的重要,现在,她把“要内心强大”挂在嘴边,一遍遍讲给年轻的编辑听。

  还有彬彬有礼的翻译家蒋路。

  1989年,人文社翻译家孙绳武(右二)、许磊然(右五)、蒋路(右六)、卢永福(右三)、陈斯庸(右一)应邀访问苏联。

  他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屠格涅夫《文学回忆录》备受称道,他指导了《巴尔扎克全集》《托尔斯泰文集》等全集、文集的编纂,但当经手的稿子被校对员发现有一两个错字或不合适的标点,他总会站到门口,向校对员表示感谢。

  “这是一些我们编辑和年轻人应该引以为傲的人,从他们身上,不仅能学到文化知识,学到怎么编稿,怎么写前言,更能学到怎么做人。”王瑞琴说。

  人文往事

  第一代人文社编辑联手创造的氛围、留下的传统、埋下的伏笔,至今仍氤氲在朝内大街166号的大楼里,润物细无声。

  1958年1月,人文社从东四头条搬到这里。自此,再未离开。

  1956年,朝内166号大楼建成。1958年1月,人文社从东四头条搬迁至此。

  现在,这幢见证着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灰色大楼,墙皮斑驳,5年前被挂上“已鉴定为危楼”的金属牌。它和它的部分桌椅板凳,比大部分在此工作的人更年长。

  人文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赵萍2003年毕业入社后,曾暂住社里。她住的是“后楼”,一座位于人文社大楼后、看上去比大楼更“质朴”的红砖小楼。

  人文社的“后楼”,冯骥才在这里住过两年,二楼是当代杂志编辑部。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王京雪摄

  1978年前后,冯骥才在“后楼”住了差不多两年,创作他的首部长篇小说《义和拳》,由此进入文坛。他也是“文革”后,首个在中国拿到出版社稿酬的作家。

  这种“借调式写作”,是特殊时期的应急之策。作家们在“文革”时期被打倒了,为满足国人迫切的阅读需求,人文社从全国各地业余作者中挖掘有潜质的苗子,“借调”到社里脱产写作,在编辑帮助下修改作品。

  2013年,冯骥才将这段往事写成《凌汛》一书,他说写作动力是,“那个时代对待文学特别纯粹,精神至上,在现在这个物质化的社会,特别让人怀念和神往。”

  《当代》杂志编辑部

  在冯骥才宿舍旁边,是人文社1979年创办的《当代》杂志编辑部,路遥在此修改过中篇小说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

  这篇后来获得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作品,此前已遭多家刊物退稿。在给《当代》编辑的信中,路遥说,如果这里也不用,他将把稿子一烧了之。

  《当代》主编秦兆阳读完小说,立即请作者来京改稿。“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路遥曾这么说。

  编辑鼎力扶持作者,这一传统是人文社自冯雪峰时代开创的。

  1953年,冯雪峰收到《保卫延安》投稿,随即约见作者杜鹏程,几乎手把手帮其进行大量修改,促成小说问世。

  尽管绝大多数时候,编辑的姓名都隐身于作家和作品之后,但在人文社,还是留下了许多作家与编辑的故事,每个新人入社后,都会或多或少地听说。

  例如,曲波的《林海雪原》是编辑龙世辉花了三个月帮着改出来的。

  又如,1973年,编辑何启治在西安郊区街角找到推着自行车的陈忠实,劝其写作长篇小说。1992年,他收到陈忠实的信,说写完了《白鹿原》。

  陈忠实后来回忆,将书稿交给人文社编辑时,他压下了涌到嘴边的一句话,憋得眼泪几乎涌出来:“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

  “老头版”的《白鹿原》

  还有些故事没那么著名。

  一辈子研究鲁迅的老编辑林辰,72岁退休后,抱病主持编校《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直到78岁视力下降,不得已终止工作。“丛编”全部出版时,他几近失明,决定将全部藏书在身后捐给鲁迅博物馆。

  巴金曾写信给编辑王仰晨,说:“是你默默地在给我引路。”

  王仰晨协助出版过《天安门诗抄》,主持编纂《鲁迅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是首届“中国韬奋出版奖”票数最高的获奖者。在同事眼中,他每天最早来,最晚走,像“拧在人文社这架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直至离休,从来没有松动过、从来没有出过毛病”。有人推荐他去做领导,被他辞谢,他编了一辈子书,常跟人说,要“做一个合格的编辑”。

  而促成被多家出版社退稿的《尘埃落定》出版的编辑高贤均,有句名言:“与其做个三流的小说家,不如做个一流的编辑。”

  2003年入社后,赵萍跟着老编辑做的第一本书是王刚的长篇小说《英格力士》,原名《英语》。初出茅庐的她觉得“英语”听上去像教材,建议改叫“英格力士”,小说于是有了这个特别的书名。

  人文社编辑之间一直有“传帮带”的传统。赵萍说,她从老编辑们身上学到了怎么跟作家打交道,怎么陪伴作家成长。

  走在极具“穿越感”的大楼里,她感觉自己在同一个空间,与不同时代登场的前辈们做着同样的工作,用着同样的家具,这是一种有温度的传承。

  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楼入口。本报记者王京雪摄

  赵萍喜欢搜罗人文社大楼里的旧物件。她屋里的沙发是几十年前的老沙发,在她之前,不知招待过多少编辑和作家。在她接手后,苏童、毕飞宇、徐皓峰等都曾在上面落座。

  大约10年前,她在走廊上发现了一把被新办公椅替换下来的老椅子,搬回屋后,在椅子背部意外发现了旧主人的签名:“冯雪峰”,同事们纷纷围观,雀跃不已。

 

  冯雪峰的椅子

  时代在变化

  几十年来,人文社一直延续着一种“文学的氛围”。

  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年轻编辑说:“我们古典部的氛围特别好,包括业务氛围和人际关系。”

  现代文学编辑室的年轻编辑觉得,社里特别好的一点,是会给年轻人成长的时间。

  在资深编辑脚印的工作室,2018年入职的编辑,工作两年多,感到很幸福。“大家互相帮忙,合力做书,社里有很浓厚的人文情怀。”

  连多年前在这里实习过的人,都还会在跟编辑联系时,提起在人文社编辑室,一群人坐在一起谈文学的美好感受。

  1989年,有出版社来挖王瑞琴,她去了两天就跑回来。“太看不惯了,太没有人文的感受了,人与人冷冰冰的,各干各的,那种融洽的、带文学味、有人情味的关系——没有!”

  像离家出走又自个儿回来的孩子,她觉得好像做了件错事,掉着泪说再也不走了。有老编辑说:“小王,我就知道你得回来,哪儿都没这好。”

  让王瑞琴留下的是氛围,让她差点离开的是时代的变化。

  在过去,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出版的作品掀起阅读热潮;还是1979年2月,召开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探讨冯骥才《铺花的歧路》、孙颙《冬》和竹林《生活的路》,三篇“文革”题材争议作品能否出版;又或在改革开放初期,发表白先勇的小说,出版《台湾小说选》,首开两岸文学交流先河……人文社一直引领着文学出版潮流。

  没有电脑的时代,外文编辑室编辑们使用的图书生产记录卡。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王京雪摄

  但到上世纪80年代末,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这家老牌出版社的步伐却显得迟滞起来。

  “这样待下去有点荒废,我想让自己的一生更有价值。我是个充满激情的人,像《哈利·波特》里格兰芬多学院的。”王瑞琴说。

  出走归来后,她依旧在思考这些问题。上世纪90年代,连编辑室副主任都还没当上,王瑞琴以普通编辑的身份给社领导写改革方案,探讨怎么能保有人文社的风格,又跟市场结合。

  1999年社里增设少儿编辑室和教材出版中心,前者由王瑞琴主持。

  这一年,她发现了“哈利·波特”。第二年,人文社在版权大战中击败6个对手,独家引进了这套“全球最畅销的系列丛书”,20年来“哈利·波特”及其衍生产品在中国的总发行码洋已达17个亿。

  “如果没有‘哈利·波特’等海外奇幻作品的引进和铺垫,我们出《九州缥缈录》时,可能会遇到困难。”赵萍说。

  2015年,人文社出版了江南的《九州缥缈录》,这是人文社推出的第一本本土原创奇幻小说。

  版权是2011年左右签下的,之后编辑们花了3年,琢磨由人文社出版这类书籍时该呈现的“调性”,包括封面的风格。

  文学随时代发展发生新的变化,阅读市场变得细分和多元。纯文学之外,奇幻、科幻、悬疑等类型文学领域逐渐壮大。

  人文社之后又出版了江南的《龙族》、网络作家猫腻的《庆余年》等更多“接地气”的作品,销量可观。

  “当代文学编辑室,关注的就是行进中的文学,除了严肃文学,我们也会关注各种阅读潮流,挑选优质的类型文学作品出版。”赵萍说。

  争议的声音也有,但文学作品百花齐放,“如果我们只出版纯文学,这个格局岂不太死板?”

  赵萍提起上世纪80年代,畅销书作家海岩在人文社出版处女作《便衣警察》,他的编辑告诉他,人文社选稿有两个标准,要么厚重,要么创新。

  人文社社长助理、策划部主任宋强介绍,2017年以来,人文社发展速度迅猛,尤其近三年,利润增长了几倍。

  “臧永清社长带着大家一起努力,抓优秀原创文学,抓类型文学,抓畅销书,同时不断激活既有资源,让历史积淀下来的版权资源重新焕发活力,例如我们把被读者称为‘网格本’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进行复刻,推出新版。我们还要拓展出版边界,今年计划成立社科出版中心,往社科图书方向拓展。”

  去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还与北京字节跳动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将在三年内扶持百位知名作者入驻今日头条、抖音等字节跳动旗下平台,让更多优质作者走进大众视野。

  永生

  有些东西变了,有些没有。

  “文学趋势有不同发展方向,但不变的是大家对好内容的期待。我特别坚定地认为,文学是永远有生命力、有活力的。”赵萍说。

  回想十几年前,一本优质的纯文学作品卖出三五万册,就算很畅销的成绩。近两年,一些青年作家的纯文学作品一年内就能有几十万的销量。

  国家一直在提倡全民阅读,老师和家长们也越来越重视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新的读者群似乎成长起来了,而编辑要先跟作者找到共鸣,再跟不同读者找到共鸣,最后为他们找到与许多书中的某一本相遇的理由。“这是很有幸福感的事。”人文社的编辑说。

  “我总在说希望人文社老一代的人文精神能被传承下去。无论时代怎么变,这种给人以精神振奋的东西应该是不变的,而且是能支撑着这家出版社永生的。”王瑞琴说。

  10年前,人文社60周年,让每人都写句赠语,她写的是:在激烈的竞争与淘汰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永生。

  校对科堆积如山的校样

  “不要虚度年华。”王瑞琴背诵起奥斯特洛夫斯基激励过几代人的语录,“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在那些自觉肩负文化建设使命,博学、勤勉、敬业,不计酬劳,默默服务于作家和读者的老一代编辑身上,她一次次听到这段话的回响。

  牛汉与《新文学史料》工作人员合影,从左至右为牛汉、黄汶、李启伦。

  王瑞琴的先生早年曾在人文社的鲁迅编辑室工作。去年冬天的晚上,他来社里接王瑞琴,站在前后楼间的空地上等待时,夜色中,那些昔日无比敬重、亲切的前辈们仿佛扑面而来——牛汉、林辰、王仰晨、秦牧……

  他对每座楼鞠了个躬。

  “那之后,我也有这种感觉,每次站在那里,就像能遇到老一代的魂灵。就像我们同事王培元写的那样。”王瑞琴说。

  已从社里退休的人文社编审王培元曾经这样写道:“有时似乎觉得冯雪峰、聂绀弩、楼适夷、张友鸾、郑效洵、王任叔、孟超、林辰、韦君宜、陈迩冬、秦兆阳、蒋路等前辈的魂灵,就在166号这座幽深宁静的大楼里逡巡、游走。他们在看着你,眼神里流露出信任、希望、鼓励和期许。”(记者王京雪)

责任编辑: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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