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苏东坡的故乡

　　“岭南的日子过得很苦吧？”

　　“此心安处，即是吾乡。”

　　这是元祐元年（1086年），苏东坡与好友王巩（张方平的女婿）在京城久别重逢，酒席间王巩的侍妾柔奴为他们助兴表演歌舞时，苏东坡与柔奴的一番对话。

　　柔奴不经意的寥寥几句，让苏东坡泪光点点，万千感慨化为一首家喻户晓的《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王巩出身显赫，其祖父是宋真宗年间的宰相王旦。王巩和苏东坡私交非常亲密，“乌台诗案”中，朝廷对王巩的处置也最严厉，贬宾州（现广西宾阳）五年。

　　当时岭南是极荒凉之地，兼之瘴疠横行，被贬此间的官员多有病死贬所的经历，所以，王巩此去凶多吉少，连苏东坡对此都愧疚莫名。王巩临行之际遣散家人，不愿家人随他万死投荒。他人避之唯恐不及，唯柔奴誓要倾心相随。五年来，正是柔奴的精心照顾，被贬蛮荒之地没有被击倒，两个儿子先后去世没有击垮他，王巩坚强地活了下来。

　　柔奴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禅语，道尽了苏东坡的故乡观。这种故乡观，伴随着他21岁离开故乡眉山后的全部人生经历。

　　苏东坡的故乡情怀激烈，却又做到了严格意义上的四海为家，两种矛盾的情感集于一身，他每到一地，总是说似曾相识，猜想自己前生去过。

　　苏东坡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有人通过现在的信息软件，用大数据绘制了他人生的迁徙图，图形酷似“中国”的“中”字，冥冥中，似乎诠释了他的儒家报国情怀。

　　苏东坡的一生一直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纠结着。一方面，他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他又有老庄的逍遥避世心态，最终选择了做精神上的隐士。

　　有人统计过，在苏东坡的诗词中，主题关于故乡的有17处之多，但每次提到的故乡都不太一样。而他对于家乡、故园思念与回望的诗词，则要多得多。

　　常州舣舟亭 方永江/摄

　　儋州东坡书院东坡像 方永江/摄

　　三苏雕像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供图

　　现代赵蕴玉临张大千《东坡先生笠屐图》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供图

　　苏轼《枯木竹石图》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供图

　　三苏祠外，眉州第一树。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供图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苏东坡的故乡在杭州。

　　对于京城之外两度工作过的杭州，苏东坡尤其迷恋。这里的好山，好水，美女，同僚，都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莺飞草长的江南，吴侬软语的诗意，让他乐不思蜀，乃至赋诗云：“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从《苏氏族谱》中我们了解到，苏东坡一家的根在赵郡（今河南赵县），后迁至河北栾城，先祖中，武则天时出了个显赫的人物苏味道，官到宰相，后贬为眉州刺史，由此苏家在眉州扎根，至苏洵这一代，已经有三百多年家史了。但苏洵一直有迁居河南祖籍的雄心，对于陆游口中赞美为“郁然千载的诗书城”的眉州，长期在外游学见多闻广的苏洵则认为，蜀地虽然富裕，但闭塞，怕子孙长大后见闻狭隘，而河南嵩山之下风土、人物俱佳，是个适合居住的地方。

　　这一念头不只是一丁点冥想的火花，在嘉祐元年（1056年），苏东坡兄弟赴京考试时——当然苏洵没有预料到两兄弟第二年能进士登科，都还有这种打算。且看其《嘉祐集笺注》所言：“古人居之富者众，我独厌倦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蹙，恐我后世鄙且愚。经行天下爱嵩山岳，遂欲买地居妻孥。”从后来两兄弟的养老之地来看，苏辙选择了了却父亲的心愿，在颍昌府（今河南许昌）买地安家；而苏东坡，更终爱江南，置地常州。

　　理论上，苏东坡把“家”的视野从西蜀眉州转移至江南的心理过程，在杭州五年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实际上，苏东坡仕宦生涯的第一站是陕西凤翔，但三年的凤翔时光，苏东坡一点都没有找到他乡是故乡的感觉，尽管他也写下了《凤翔八观》为其代言，但西北山秃水浊的地貌，与故乡成都平原山清水秀无法相比，心理上的不认同，乃是情理之中。

　　尽管千里岷江从眉州城外经过，尽管一马平川的景致秀冠蜀中，但一到莺飞草长的江南腹地杭州——富裕的“东南第一州”，苏东坡就不由地喜欢上了。

　　甚至，他从心理上认为自己前世就是江南人，而四川则是他的异乡，“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

　　苏东坡要急着回的“家”，要回的“故乡”，也是江南。“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能有异乡的故乡化、故乡的异乡化思维，是苏东坡在心里实现了与异乡的和睦共处，熟稔的人事感情，让他产生了异乡故乡化的情感。天地如旅，人生如寄，从终极意义上讲，人本无家，既如此，则无处不可住，异乡亦可安心。遗憾的是，尽管时隔十八年两度为官长达近五年，苏东坡在杭州却没有置房产。

　　苏东坡对杭州的爱是一往情深的，不仅有“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让他流连忘返，他的侍妾王朝云——生命最后时光陪他行走天涯的人生伴侣，也是杭州人。基于此，苏东坡对在杭州养老还是动过心的，“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良田不难买，静士谁当亲”。只不过两度为官时，都是他生命中相对安稳和仕途期盼的时期，安家置业的事，对于一心渴望为朝廷做事的苏东坡而言，看得并不急迫。从某种意义上讲，苏东坡把杭州当作故乡，更多是精神层面上的慰藉。

　　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

　　苏东坡的故乡在黄州。

　　正值人生的黄金年华，44岁的苏东坡在经历了密州、徐州两任太守岗位的历练，正准备在湖州大干一场时，仕途戛然而止，命运急转弯，这让他领悟到了人生的无常。一路顺风顺水的苏东坡在命运的挫折面前，和我们普通人一样脆弱，最初也是闭门思过，亲朋好友纷纷躲避他，但对于名声极盛而又乐天知命的苏东坡而言，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又开始热爱黄州的美食与风土人情了。

　　纵观苏东坡的一生，他在眉州之外真正安的第一个“家”，就是在黄州时的东坡雪堂。苏东坡在黄州置地兴业，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方面，一大家子二十多人随他到了贬地黄州，居住困难是面临的实际窘境；另一方面，他必须做好长期贬居在黄州的心理准备。特别是随着各方面来探视他的亲朋好友的增多，“住”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东坡雪堂落成后，侠客陈季常、道士杨世昌、僧人道潜、书法家米芾……生命中的很多好友都千里迢迢来陪他度过了一段寂寥的时光，慰藉其苦闷的心灵。

　　随着苏东坡对黄州的深度介入，这里厚重的历史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三咏赤壁的“两赋一词”写出脍炙人口流传千年的诗篇后，黄州对他来说，从被贬之地变为了依恋之地，他数次说，“便为齐安（黄州）民，何必归故丘”。

　　到元丰七年（1084年）受命离开黄州时，苏东坡反而有了失去“家”的感觉，尽管到汝州仍是“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文”，但毕竟是神宗皇帝释放出的一个善良信号。对“人生底事，来往如梭”的被动迁移，苏东坡在一首《满庭芳》的词中，道尽了不知家在何方的感慨：“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遥远的故乡是他的“家”，但毕竟太远了，苦心营造的东坡雪堂是不能再住了，下一个“家”又在哪里呢？

　　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

　　苏东坡的故乡在常州。

　　谁也没有想到，步入仕途以来，苏东坡一生到过最多的地方，不是他工作的任何一个驿站，而是没有多少工作交集的常州。

　　冥冥中，好像有什么牵引，注定他与常州有着难解的缘分。有人做过统计，苏东坡先后往来常州十多次，除公务外，主要是游玩、访友，除同科进士蒋子奇、单锡和胡宪夫之外，他在常州的好友还有钱公辅、钱济明父子，报恩寺长老，滕元发、蒋公裕等……史料上有记载的就有二十多人。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北还的苏东坡在常州度过生命的最后49天病逝，终其一生，他置有恒产最后子孙还在此居住的，也只有常州。

　　苏东坡与常州的缘分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那年苏东坡进京赶考，获进士及第，与苏东坡同科中进士的，有宜兴（时属常州府）的蒋之奇（字颖叔）、单锡以及武进的胡宗夫。在盛大的琼林宴会上，苏轼从蒋之奇他们的介绍中，了解到江南的秀丽风光，被大家描绘的江南美景迷住了，当即决定把宜兴作为今后卜居之地。他的《次韵蒋之奇》一诗就是在宴会上同蒋颍叔的唱和之作：“月明惊鹊未安枝，一棹飘然影自随。江上秋风无限浪，枕中春梦不多时。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从此诗看，苏东坡与友人定下卜居常州宜兴的“鸡黍之约”。但由于年少气盛，苏东坡认为自己还要施展抱负，故当时邀约只是酒宴一时兴致所至，并没有当真。

　　此一时彼一时，接到朝廷汝州团练副使的新任职——实际上是从“贬谪”转为“赋闲”后，苏东坡没有急急地去走马上任——实际上也不会有什么具体的事让一个赋闲之人做，而是转辗开始谋划起自己的新“家”来，毕竟快五十的人，总归要有个养老之处。他先是到筠州去探望了弟弟子由，然后一路奔江宁，与王安石开始了那次“伟大的见面”，并盘桓多日。

　　到扬州、泗州时，他先后写了两封上呈给皇帝的表奏，希望能在常州居住。他在《乞常州居住表》中写道：“……而赀用罄竭，无以出陆，又汝州别无田业可以为生。犬马之忧，饥寒为急……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特许于常州居住。”

　　许是对获得神宗皇帝同意常州居住的期望值高，或者是对渴望在江南颐养天年的愿望十分强烈，苏东坡一方面给皇帝上奏，一方面已经迫不及待地委托朋友在常州代自己买好了田产，有点先斩后奏的味道。当他得知朝廷准予他在常州居住时，为如愿以偿喜极而歌：“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

　　元丰八年（1085年），苏东坡率全家抵达常州，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这片朝思暮想的土地。因为终于有了“家”，漂泊的心也相对踏实了许多，他在朋友们的陪伴下，游遍了常州城的各大景点，做着终生在此生活的种种打算。在太平寺和报恩寺等都留下了他的诗：“六花薝卜林间佛，九节菖蒲石上仙；何似东坡铁拄杖，一时惊散野狐禅。”“碧玉碗盛红玛瑙，井华水养石菖蒲。也知法供无穷尽，试问禅师得饱无。”

　　两个月之前，神宗皇帝驾崩，这位对苏东坡既欣赏又恼怒、北宋中晚期最有作为的皇帝在38岁时英年早逝，有意或无意成全了苏东坡的一大心愿。

　　造化弄人，随着神宗皇帝去世后政局的变化，对苏东坡赏识有加的高太后摄政，刚刚安“家”常州的他进入了迅速崛起、火箭式上升的仕途佳境，在常州没住多久就匆匆离去，真正于常州“舣舟亭”系舟实际上只有两次：一次是1073年，他在杭州任太守时到常州去赈灾，曾在除夕孤舟野宿城外东郊一夜；另一次是1101年，他从海南北还归常州时，在白云溪顾塘桥畔的孙氏馆下榻，病中度过了生命最后的49天。但无论如何，在此后17年的辗转奔波中，他喜欢向往的江南水乡一个叫“黄叶村”的地方，有个“家”成为心中永远的牵挂，在朝廷任职的繁忙公务间隙，眺望江南的方向，喃喃自语：“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熙宁七年(1074年)，苏东坡在常州悼念钱公辅的《哀词》中写道：“大江之南兮，震泽之北。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常州成为他生命的安息地，也许遂了他的夙愿。

　　三年瘴海上，越峤真我家

　　苏东坡的故乡在惠州。

　　贬遣岭南，是有宋以来，对文官最严厉的处罚，可见当初宰相章惇对苏东坡的追杀有多急迫。但苏东坡到后不久，就说“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翻译成今天的大白话，意思是说：惠州这个地方呀，好像是曾经到过的一样，要不然的话，为什么连鸡啊狗啊的都认识我呢。

　　从定州到惠州，四千里长途跋涉的磨难，被59岁的苏东坡就这样云淡风轻地化为他乡变故乡的亲近与热爱。到后来，这种异乡“前生化”的思念，演变得更加浓烈直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苏东坡看来，仅仅是美食，就值得让他成为一名岭南人。

　　当然，再乐观的人，也要面对生活中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烟火人间的具体琐事。在朝廷任职和外放任职期间，尽管江南“黄叶村”的家不能回，但仍是牵挂和希望的动力源泉，而现在成为被贬谪岭南的“放臣”，这种对“家”的希望也濒临破灭。

　　按宋制，贬谪是要指定处身之地的，轻者叫某地“居住”，重者叫“安置”，更严重的叫“编管”，59岁年老体弱的苏东坡，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否回到江南的“家”。

　　苏东坡刚到惠州时，尽管是贬谪之身，但因为巨大的名声、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惠州官员的爱惜，他并没有受到很多被贬官员面临的磨难与惩戒，而是被安置在空置给朝廷巡视官员的宾馆合江楼，但两周后就被赶了出来，住进一个叫嘉祐寺的寺庙，在暮鼓晨钟中度过自己的贬谪时光。后来表兄程之才来巡视，苏东坡才又住进合江楼，随着表兄一年后的离去，又不得不再次迁居嘉祐寺。在合江楼与嘉祐寺之间来来回回地搬迁也不是个办法，于是，苏东坡有了在惠州安“家”的想法，在《迁居并引》中写道：“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去年家水西，湿面春雨细。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今年复东徙，旧馆聊一憩。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

　　苏东坡动心在惠州安“家”是要下一番大决心的：一方面，在白鹤峰买地筑室将耗光他的几乎全部积蓄，以后的日子如何以贬谪之身过下去心里没有底；另一方面，“家”不仅是几间房屋的物理空间，还是亲人的聚集，如果儿孙都要到此生活，在常州“黄叶村”照看“家”的长子苏迈一家就要放弃富裕的江南，千里迢迢到岭南这样的化外之地和自己一起受苦。自己乐观豁达的性格也许受得了这瘴疠之地，但儿孙们呢？尤其是后辈的文化与视野，就像父亲人到中年时还想将家迁往中原一样，这样的迁徙完全是逆行啊。

　　白鹤峰新居在绍圣四年（1097年）2月建成，这一年，苏东坡已经62岁了，他立即从嘉祐寺搬了进去，还通知在常州的长子苏迈带领全家人来与之团聚。完成这样一个举动，连苏东坡都被自己所感动，“老朽忧患之余，不能无欣然”。所谓的岁月静好，余生就在岭南这化外之地，在儿孙的陪伴下，在“和陶诗”中慢慢老去，苏东坡这样的想法只实现了两个月，一纸谪令又让他梦寐以求的家园白鹤峰随风而逝，三年朝夕相守滋生的“三年瘴海上，越峤真我家”的情感，抵不过宿命的追杀令。

　　等待苏东坡的下一个“家”，又在何处呢？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苏东坡的故乡在儋州。

　　在仕途的最后一站，被贬到天涯海角的海南，本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的凄凉境地。但三年后，乐观旷达的苏东坡早已和生活和解，和周边纯朴的黎民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写下了“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的诗句。

　　和在惠州的情况差不多，苏东坡初到儋州，一样受到当地政府官员冒着风险的破例关照，得以在官舍落脚，但随着朝廷按察官员的到来，他也只好被逐出官舍，朝廷还专门下诏，处理了一批善待苏东坡的地方官员，其情之惨，如东坡自己的诗所述：“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意思是说，以前所安的“家”都一一被作废了，现在又要遭到驱逐出官舍的待遇。想想也真够郁闷的。

　　宋代的地方官员是三年一个任期，任期满后就要考核，根据考核结果而变动到不同的地方，因此，无论是正常宦游官员，还是贬谪的官员，在一个地方待很久的可能性都不大，尤其是贬谪中的官员，多是赁屋而居，不会想到去兴房置业。但苏东坡却不走寻常路，每到一个地方，他只要接受了当地的人文风物，就想在那里造屋结舍，营造有房有人的“家”。如果说“随遇而安”是苏东坡乐天知命的外壳，实际上在骨子里，他是一个对“家”十分眷恋的传统士人。

　　苏东坡儋州的家是什么样子呢？其实也不过是在几个黎族朋友和学生帮忙之下，在儋州城南一片桄榔林下兴建的几间土房，在诗中，他这样形容自己那小得可怜又不好找的家：“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苏东坡以四海为家的心态，走到哪里，就把“家”带到哪里，安到哪里，融入到哪里，于是山河大地处处是他的家，尽管每个地方他都是匆匆的过客。且看他在诗中如何诠释自己对“家”的理解：“不用长愁挂月村，槟榔生子竹生孙……此生念念随泡影，莫认家山作本无。”意思是说，不要只把眉州故乡当作“家”，我们应该学习植物那种繁衍子孙的能力，不必因偏处贬谪就天天看着明月发愁，人生到处都可以安“家”，可以繁衍子孙。

　　当苏东坡接到朝廷北归的诏令离开海南时，恋恋不舍的心情油然而生，土著朋友黎子云等人纷纷前来饯行，苏东坡睹人思情，写下的《别海南黎民表》却是这样一种节奏，“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原本是咀嚼贬谪痛苦的伤心之地，因为超然的处世态度，乐观旷达的情怀，最终却成为临别依恋的热土。

　　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

　　苏东坡的故乡在眉州。

　　梳理苏东坡的一生，我们发现有三个地方最关键：一是达成他文学创作巅峰、由苏轼变成苏东坡的黄州，二是心灵最终栖息地常州，三就是生他养他的故乡眉州。

　　苏东坡从21岁离乡到去世，除两次短暂的奔丧、扶丧，为父母守灵尽孝外，一直作客他乡，再也没有回过眉州老家，从离开故乡的那一天起，他就成了一只“不系之舟”。但苏东坡强烈的怀乡之情，却是千载之下难有的：纵向来看，从第一次出仕陕西凤翔，就有着怀土思归的情绪，仕途中他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会激发他的思乡之情，仕途不顺畅时的疲惫感怀，都与归乡有关；横向来看，无论身处何地，苏东坡只要碰到与故园相关的人或物：接到一封家书、遇到一个故人、遇见到家乡做官的官员，都会激发他的思乡之情，甚至梦里心心念念的，都是故园故土。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综合来看，说苏东坡是中国最杰出的乡恋诗人，也许一点也不为过。

　　虽然对故乡的思念刻骨铭心，虽然老苏墓旁也曾为兄弟二人预留了墓地，虽然爱妻王弗的“千里孤坟”等待他回去一诉衷肠，虽然与兄弟苏辙、夫人王闰之有过还乡的种种筹划，但尘世的种种羁绊与无奈，使“终不能归”成为个人的历史宿命。这里，我们要探索的是，包裹在苏东坡强烈的思乡之情、还乡外衣下的实质是什么？

　　故乡及其风土人情，往往深植于作家的意识乃至潜意识里，并且成为其永远摆脱不了的文学原型意象。这在古今中外的作家中比比皆是，鲁迅的绍兴、莫言的高密、福克纳的奥克斯福，莫不如此。一个人的性格、爱好、志趣的形成，往往与早年生活的环境、经历有极大的关系，故乡美丽的自然风光、独特的风土人情、青少年时期留下的美好记忆、对亲戚故旧的牵挂，这些丰富的宝藏，既是苏东坡对家乡永恒的记忆，又是其诗文创作的无尽源头。对故乡的追怀，实质上是对已逝时光的追怀，对生命的留恋，对单纯、本真的渴求。对故乡、亲人、邻里的怀念，实质是渴望返璞归真过俭朴的生活：“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对于生他养他的出生地、成长地，苏东坡有着浓厚的思乡情结，他对家的指向多姿多彩：剑外之地、岷峨之间、蜀江之上、江水发源之地等，无论是秀美的峨眉、青城、嘉陵、岷江等山川，还是海棠、松杉等花草植物，都是他信手拈来吟诵家乡的风物。无论是“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却后五百年，骑鹤还故乡”的思念，还是“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的吟唱，都是对出生坐标地眉山的深情回望。

　　故乡对于苏东坡，就像当初离开时栽种的荔枝树，年年等他回家，“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但苏东坡的回家与归隐，都停留在诗行，人世的各种羁绊使得他的愿望与行动并不能一致，对故乡眉山总有一种时空阻隔、凄然遥望的痛苦感觉。浓厚的故乡情结，化作他乡遇故人“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的惊喜诉说，化作在他乡与故乡同道中人“故乡在何许，西望千山赤”的唏嘘感慨，化在眉州太守请他为家乡高楼吟咏《眉州远景楼记》的缕缕情丝之中。

　　……

　　一路走来，走走停停。到底是黄州的定惠院、临皋亭、东坡雪堂，还是惠州的合江楼、嘉祐寺、百鹤峰，到底是儋州的桄榔庵、常州的“黄叶村”，还是眉州的“纱縠巷”，哪一个才是苏东坡的归宿？哪一个才是他故乡的家园？我苦苦寻觅，终不能得。

　　为什么苏东坡在他人生最失意的黄州、惠州、儋州，会把异乡故乡化、异乡“前生化”？也许这就是苏东坡作为生活大师，不同于我们寻常人之处。他通过在宗教中吸提精神力量，打通儒道释，吸取了佛道两家随缘自适、人生如寄的思想；通过与朋友交往倾诉寻找感情出口，排解内心堆积的郁结；通过著书立说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自我价值肯定中获得内心的认可；通过以边缘力量干预社会事务，获得儒者内心渴望的社会价值……用内心和个体的强大，对抗政治上的打击带来命运的沉沦。由此，他总是会在最短的时间，适应被贬之地、融入被贬之地，进而成为被贬之地的精神旗帜，然后将努力发现的异乡优点，放大成快乐元素的源泉，从而在迁流不定的生命苦旅中，不仅乐观地活下去，还活出了人生最后的精彩。

　　故乡永远是背井离乡的人在怀念。与当今世界一些人喟叹“谁的故乡不沦陷”“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的悲观不一样，苏东坡既有地理生养所的故乡，又有宗族结聚地的故乡，更有文化心理生活区的故乡。他的故乡既在他作太守的密州、徐州、杭州等八个州，也在他遭贬的黄州、惠州、儋州，既在他仕途起步的陕西凤翔，也在他一考惊天下的京城。甚至，还在他乡遇故知的惊喜、午夜梦回的思念之中。也许，他的故乡在庙堂之上与庙堂之外的广阔世界，在大宋的每一寸去过或没去过的“大地”之上，在他真实恬淡的心灵之中。

　　（夏钦 作者为成都青羊区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