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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故乡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1-03-23 10:15:52

  原标题:苏东坡的故乡

  “岭南的日子过得很苦吧?”

  “此心安处,即是吾乡。”

  这是元祐元年(1086年),苏东坡与好友王巩(张方平的女婿)在京城久别重逢,酒席间王巩的侍妾柔奴为他们助兴表演歌舞时,苏东坡与柔奴的一番对话。

  柔奴不经意的寥寥几句,让苏东坡泪光点点,万千感慨化为一首家喻户晓的《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王巩出身显赫,其祖父是宋真宗年间的宰相王旦。王巩和苏东坡私交非常亲密,“乌台诗案”中,朝廷对王巩的处置也最严厉,贬宾州(现广西宾阳)五年。

  当时岭南是极荒凉之地,兼之瘴疠横行,被贬此间的官员多有病死贬所的经历,所以,王巩此去凶多吉少,连苏东坡对此都愧疚莫名。王巩临行之际遣散家人,不愿家人随他万死投荒。他人避之唯恐不及,唯柔奴誓要倾心相随。五年来,正是柔奴的精心照顾,被贬蛮荒之地没有被击倒,两个儿子先后去世没有击垮他,王巩坚强地活了下来。

  柔奴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禅语,道尽了苏东坡的故乡观。这种故乡观,伴随着他21岁离开故乡眉山后的全部人生经历。

  苏东坡的故乡情怀激烈,却又做到了严格意义上的四海为家,两种矛盾的情感集于一身,他每到一地,总是说似曾相识,猜想自己前生去过。

  苏东坡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有人通过现在的信息软件,用大数据绘制了他人生的迁徙图,图形酷似“中国”的“中”字,冥冥中,似乎诠释了他的儒家报国情怀。

  苏东坡的一生一直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纠结着。一方面,他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他又有老庄的逍遥避世心态,最终选择了做精神上的隐士。

  有人统计过,在苏东坡的诗词中,主题关于故乡的有17处之多,但每次提到的故乡都不太一样。而他对于家乡、故园思念与回望的诗词,则要多得多。

  常州舣舟亭 方永江/摄

  儋州东坡书院东坡像 方永江/摄

  三苏雕像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供图

  现代赵蕴玉临张大千《东坡先生笠屐图》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供图

  苏轼《枯木竹石图》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供图

  三苏祠外,眉州第一树。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供图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苏东坡的故乡在杭州。

  对于京城之外两度工作过的杭州,苏东坡尤其迷恋。这里的好山,好水,美女,同僚,都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莺飞草长的江南,吴侬软语的诗意,让他乐不思蜀,乃至赋诗云:“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从《苏氏族谱》中我们了解到,苏东坡一家的根在赵郡(今河南赵县),后迁至河北栾城,先祖中,武则天时出了个显赫的人物苏味道,官到宰相,后贬为眉州刺史,由此苏家在眉州扎根,至苏洵这一代,已经有三百多年家史了。但苏洵一直有迁居河南祖籍的雄心,对于陆游口中赞美为“郁然千载的诗书城”的眉州,长期在外游学见多闻广的苏洵则认为,蜀地虽然富裕,但闭塞,怕子孙长大后见闻狭隘,而河南嵩山之下风土、人物俱佳,是个适合居住的地方。

  这一念头不只是一丁点冥想的火花,在嘉祐元年(1056年),苏东坡兄弟赴京考试时——当然苏洵没有预料到两兄弟第二年能进士登科,都还有这种打算。且看其《嘉祐集笺注》所言:“古人居之富者众,我独厌倦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蹙,恐我后世鄙且愚。经行天下爱嵩山岳,遂欲买地居妻孥。”从后来两兄弟的养老之地来看,苏辙选择了了却父亲的心愿,在颍昌府(今河南许昌)买地安家;而苏东坡,更终爱江南,置地常州。

  理论上,苏东坡把“家”的视野从西蜀眉州转移至江南的心理过程,在杭州五年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实际上,苏东坡仕宦生涯的第一站是陕西凤翔,但三年的凤翔时光,苏东坡一点都没有找到他乡是故乡的感觉,尽管他也写下了《凤翔八观》为其代言,但西北山秃水浊的地貌,与故乡成都平原山清水秀无法相比,心理上的不认同,乃是情理之中。

  尽管千里岷江从眉州城外经过,尽管一马平川的景致秀冠蜀中,但一到莺飞草长的江南腹地杭州——富裕的“东南第一州”,苏东坡就不由地喜欢上了。

  甚至,他从心理上认为自己前世就是江南人,而四川则是他的异乡,“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

  苏东坡要急着回的“家”,要回的“故乡”,也是江南。“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能有异乡的故乡化、故乡的异乡化思维,是苏东坡在心里实现了与异乡的和睦共处,熟稔的人事感情,让他产生了异乡故乡化的情感。天地如旅,人生如寄,从终极意义上讲,人本无家,既如此,则无处不可住,异乡亦可安心。遗憾的是,尽管时隔十八年两度为官长达近五年,苏东坡在杭州却没有置房产。

  苏东坡对杭州的爱是一往情深的,不仅有“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让他流连忘返,他的侍妾王朝云——生命最后时光陪他行走天涯的人生伴侣,也是杭州人。基于此,苏东坡对在杭州养老还是动过心的,“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良田不难买,静士谁当亲”。只不过两度为官时,都是他生命中相对安稳和仕途期盼的时期,安家置业的事,对于一心渴望为朝廷做事的苏东坡而言,看得并不急迫。从某种意义上讲,苏东坡把杭州当作故乡,更多是精神层面上的慰藉。

  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

  苏东坡的故乡在黄州。

  正值人生的黄金年华,44岁的苏东坡在经历了密州、徐州两任太守岗位的历练,正准备在湖州大干一场时,仕途戛然而止,命运急转弯,这让他领悟到了人生的无常。一路顺风顺水的苏东坡在命运的挫折面前,和我们普通人一样脆弱,最初也是闭门思过,亲朋好友纷纷躲避他,但对于名声极盛而又乐天知命的苏东坡而言,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又开始热爱黄州的美食与风土人情了。

  纵观苏东坡的一生,他在眉州之外真正安的第一个“家”,就是在黄州时的东坡雪堂。苏东坡在黄州置地兴业,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方面,一大家子二十多人随他到了贬地黄州,居住困难是面临的实际窘境;另一方面,他必须做好长期贬居在黄州的心理准备。特别是随着各方面来探视他的亲朋好友的增多,“住”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东坡雪堂落成后,侠客陈季常、道士杨世昌、僧人道潜、书法家米芾……生命中的很多好友都千里迢迢来陪他度过了一段寂寥的时光,慰藉其苦闷的心灵。

  随着苏东坡对黄州的深度介入,这里厚重的历史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三咏赤壁的“两赋一词”写出脍炙人口流传千年的诗篇后,黄州对他来说,从被贬之地变为了依恋之地,他数次说,“便为齐安(黄州)民,何必归故丘”。

  到元丰七年(1084年)受命离开黄州时,苏东坡反而有了失去“家”的感觉,尽管到汝州仍是“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文”,但毕竟是神宗皇帝释放出的一个善良信号。对“人生底事,来往如梭”的被动迁移,苏东坡在一首《满庭芳》的词中,道尽了不知家在何方的感慨:“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遥远的故乡是他的“家”,但毕竟太远了,苦心营造的东坡雪堂是不能再住了,下一个“家”又在哪里呢?

  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

  苏东坡的故乡在常州。

  谁也没有想到,步入仕途以来,苏东坡一生到过最多的地方,不是他工作的任何一个驿站,而是没有多少工作交集的常州。

  冥冥中,好像有什么牵引,注定他与常州有着难解的缘分。有人做过统计,苏东坡先后往来常州十多次,除公务外,主要是游玩、访友,除同科进士蒋子奇、单锡和胡宪夫之外,他在常州的好友还有钱公辅、钱济明父子,报恩寺长老,滕元发、蒋公裕等……史料上有记载的就有二十多人。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北还的苏东坡在常州度过生命的最后49天病逝,终其一生,他置有恒产最后子孙还在此居住的,也只有常州。

  苏东坡与常州的缘分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那年苏东坡进京赶考,获进士及第,与苏东坡同科中进士的,有宜兴(时属常州府)的蒋之奇(字颖叔)、单锡以及武进的胡宗夫。在盛大的琼林宴会上,苏轼从蒋之奇他们的介绍中,了解到江南的秀丽风光,被大家描绘的江南美景迷住了,当即决定把宜兴作为今后卜居之地。他的《次韵蒋之奇》一诗就是在宴会上同蒋颍叔的唱和之作:“月明惊鹊未安枝,一棹飘然影自随。江上秋风无限浪,枕中春梦不多时。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从此诗看,苏东坡与友人定下卜居常州宜兴的“鸡黍之约”。但由于年少气盛,苏东坡认为自己还要施展抱负,故当时邀约只是酒宴一时兴致所至,并没有当真。

  此一时彼一时,接到朝廷汝州团练副使的新任职——实际上是从“贬谪”转为“赋闲”后,苏东坡没有急急地去走马上任——实际上也不会有什么具体的事让一个赋闲之人做,而是转辗开始谋划起自己的新“家”来,毕竟快五十的人,总归要有个养老之处。他先是到筠州去探望了弟弟子由,然后一路奔江宁,与王安石开始了那次“伟大的见面”,并盘桓多日。

  到扬州、泗州时,他先后写了两封上呈给皇帝的表奏,希望能在常州居住。他在《乞常州居住表》中写道:“……而赀用罄竭,无以出陆,又汝州别无田业可以为生。犬马之忧,饥寒为急……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特许于常州居住。”

  许是对获得神宗皇帝同意常州居住的期望值高,或者是对渴望在江南颐养天年的愿望十分强烈,苏东坡一方面给皇帝上奏,一方面已经迫不及待地委托朋友在常州代自己买好了田产,有点先斩后奏的味道。当他得知朝廷准予他在常州居住时,为如愿以偿喜极而歌:“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

  元丰八年(1085年),苏东坡率全家抵达常州,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这片朝思暮想的土地。因为终于有了“家”,漂泊的心也相对踏实了许多,他在朋友们的陪伴下,游遍了常州城的各大景点,做着终生在此生活的种种打算。在太平寺和报恩寺等都留下了他的诗:“六花薝卜林间佛,九节菖蒲石上仙;何似东坡铁拄杖,一时惊散野狐禅。”“碧玉碗盛红玛瑙,井华水养石菖蒲。也知法供无穷尽,试问禅师得饱无。”

  两个月之前,神宗皇帝驾崩,这位对苏东坡既欣赏又恼怒、北宋中晚期最有作为的皇帝在38岁时英年早逝,有意或无意成全了苏东坡的一大心愿。

  造化弄人,随着神宗皇帝去世后政局的变化,对苏东坡赏识有加的高太后摄政,刚刚安“家”常州的他进入了迅速崛起、火箭式上升的仕途佳境,在常州没住多久就匆匆离去,真正于常州“舣舟亭”系舟实际上只有两次:一次是1073年,他在杭州任太守时到常州去赈灾,曾在除夕孤舟野宿城外东郊一夜;另一次是1101年,他从海南北还归常州时,在白云溪顾塘桥畔的孙氏馆下榻,病中度过了生命最后的49天。但无论如何,在此后17年的辗转奔波中,他喜欢向往的江南水乡一个叫“黄叶村”的地方,有个“家”成为心中永远的牵挂,在朝廷任职的繁忙公务间隙,眺望江南的方向,喃喃自语:“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熙宁七年(1074年),苏东坡在常州悼念钱公辅的《哀词》中写道:“大江之南兮,震泽之北。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常州成为他生命的安息地,也许遂了他的夙愿。

  三年瘴海上,越峤真我家

  苏东坡的故乡在惠州。

  贬遣岭南,是有宋以来,对文官最严厉的处罚,可见当初宰相章惇对苏东坡的追杀有多急迫。但苏东坡到后不久,就说“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翻译成今天的大白话,意思是说:惠州这个地方呀,好像是曾经到过的一样,要不然的话,为什么连鸡啊狗啊的都认识我呢。

  从定州到惠州,四千里长途跋涉的磨难,被59岁的苏东坡就这样云淡风轻地化为他乡变故乡的亲近与热爱。到后来,这种异乡“前生化”的思念,演变得更加浓烈直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苏东坡看来,仅仅是美食,就值得让他成为一名岭南人。

  当然,再乐观的人,也要面对生活中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烟火人间的具体琐事。在朝廷任职和外放任职期间,尽管江南“黄叶村”的家不能回,但仍是牵挂和希望的动力源泉,而现在成为被贬谪岭南的“放臣”,这种对“家”的希望也濒临破灭。

  按宋制,贬谪是要指定处身之地的,轻者叫某地“居住”,重者叫“安置”,更严重的叫“编管”,59岁年老体弱的苏东坡,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否回到江南的“家”。

  苏东坡刚到惠州时,尽管是贬谪之身,但因为巨大的名声、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惠州官员的爱惜,他并没有受到很多被贬官员面临的磨难与惩戒,而是被安置在空置给朝廷巡视官员的宾馆合江楼,但两周后就被赶了出来,住进一个叫嘉祐寺的寺庙,在暮鼓晨钟中度过自己的贬谪时光。后来表兄程之才来巡视,苏东坡才又住进合江楼,随着表兄一年后的离去,又不得不再次迁居嘉祐寺。在合江楼与嘉祐寺之间来来回回地搬迁也不是个办法,于是,苏东坡有了在惠州安“家”的想法,在《迁居并引》中写道:“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去年家水西,湿面春雨细。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今年复东徙,旧馆聊一憩。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

  苏东坡动心在惠州安“家”是要下一番大决心的:一方面,在白鹤峰买地筑室将耗光他的几乎全部积蓄,以后的日子如何以贬谪之身过下去心里没有底;另一方面,“家”不仅是几间房屋的物理空间,还是亲人的聚集,如果儿孙都要到此生活,在常州“黄叶村”照看“家”的长子苏迈一家就要放弃富裕的江南,千里迢迢到岭南这样的化外之地和自己一起受苦。自己乐观豁达的性格也许受得了这瘴疠之地,但儿孙们呢?尤其是后辈的文化与视野,就像父亲人到中年时还想将家迁往中原一样,这样的迁徙完全是逆行啊。

  白鹤峰新居在绍圣四年(1097年)2月建成,这一年,苏东坡已经62岁了,他立即从嘉祐寺搬了进去,还通知在常州的长子苏迈带领全家人来与之团聚。完成这样一个举动,连苏东坡都被自己所感动,“老朽忧患之余,不能无欣然”。所谓的岁月静好,余生就在岭南这化外之地,在儿孙的陪伴下,在“和陶诗”中慢慢老去,苏东坡这样的想法只实现了两个月,一纸谪令又让他梦寐以求的家园白鹤峰随风而逝,三年朝夕相守滋生的“三年瘴海上,越峤真我家”的情感,抵不过宿命的追杀令。

  等待苏东坡的下一个“家”,又在何处呢?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苏东坡的故乡在儋州。

  在仕途的最后一站,被贬到天涯海角的海南,本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的凄凉境地。但三年后,乐观旷达的苏东坡早已和生活和解,和周边纯朴的黎民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写下了“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的诗句。

  和在惠州的情况差不多,苏东坡初到儋州,一样受到当地政府官员冒着风险的破例关照,得以在官舍落脚,但随着朝廷按察官员的到来,他也只好被逐出官舍,朝廷还专门下诏,处理了一批善待苏东坡的地方官员,其情之惨,如东坡自己的诗所述:“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意思是说,以前所安的“家”都一一被作废了,现在又要遭到驱逐出官舍的待遇。想想也真够郁闷的。

  宋代的地方官员是三年一个任期,任期满后就要考核,根据考核结果而变动到不同的地方,因此,无论是正常宦游官员,还是贬谪的官员,在一个地方待很久的可能性都不大,尤其是贬谪中的官员,多是赁屋而居,不会想到去兴房置业。但苏东坡却不走寻常路,每到一个地方,他只要接受了当地的人文风物,就想在那里造屋结舍,营造有房有人的“家”。如果说“随遇而安”是苏东坡乐天知命的外壳,实际上在骨子里,他是一个对“家”十分眷恋的传统士人。

  苏东坡儋州的家是什么样子呢?其实也不过是在几个黎族朋友和学生帮忙之下,在儋州城南一片桄榔林下兴建的几间土房,在诗中,他这样形容自己那小得可怜又不好找的家:“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苏东坡以四海为家的心态,走到哪里,就把“家”带到哪里,安到哪里,融入到哪里,于是山河大地处处是他的家,尽管每个地方他都是匆匆的过客。且看他在诗中如何诠释自己对“家”的理解:“不用长愁挂月村,槟榔生子竹生孙……此生念念随泡影,莫认家山作本无。”意思是说,不要只把眉州故乡当作“家”,我们应该学习植物那种繁衍子孙的能力,不必因偏处贬谪就天天看着明月发愁,人生到处都可以安“家”,可以繁衍子孙。

  当苏东坡接到朝廷北归的诏令离开海南时,恋恋不舍的心情油然而生,土著朋友黎子云等人纷纷前来饯行,苏东坡睹人思情,写下的《别海南黎民表》却是这样一种节奏,“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原本是咀嚼贬谪痛苦的伤心之地,因为超然的处世态度,乐观旷达的情怀,最终却成为临别依恋的热土。

  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

  苏东坡的故乡在眉州。

  梳理苏东坡的一生,我们发现有三个地方最关键:一是达成他文学创作巅峰、由苏轼变成苏东坡的黄州,二是心灵最终栖息地常州,三就是生他养他的故乡眉州。

  苏东坡从21岁离乡到去世,除两次短暂的奔丧、扶丧,为父母守灵尽孝外,一直作客他乡,再也没有回过眉州老家,从离开故乡的那一天起,他就成了一只“不系之舟”。但苏东坡强烈的怀乡之情,却是千载之下难有的:纵向来看,从第一次出仕陕西凤翔,就有着怀土思归的情绪,仕途中他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会激发他的思乡之情,仕途不顺畅时的疲惫感怀,都与归乡有关;横向来看,无论身处何地,苏东坡只要碰到与故园相关的人或物:接到一封家书、遇到一个故人、遇见到家乡做官的官员,都会激发他的思乡之情,甚至梦里心心念念的,都是故园故土。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综合来看,说苏东坡是中国最杰出的乡恋诗人,也许一点也不为过。

  虽然对故乡的思念刻骨铭心,虽然老苏墓旁也曾为兄弟二人预留了墓地,虽然爱妻王弗的“千里孤坟”等待他回去一诉衷肠,虽然与兄弟苏辙、夫人王闰之有过还乡的种种筹划,但尘世的种种羁绊与无奈,使“终不能归”成为个人的历史宿命。这里,我们要探索的是,包裹在苏东坡强烈的思乡之情、还乡外衣下的实质是什么?

  故乡及其风土人情,往往深植于作家的意识乃至潜意识里,并且成为其永远摆脱不了的文学原型意象。这在古今中外的作家中比比皆是,鲁迅的绍兴、莫言的高密、福克纳的奥克斯福,莫不如此。一个人的性格、爱好、志趣的形成,往往与早年生活的环境、经历有极大的关系,故乡美丽的自然风光、独特的风土人情、青少年时期留下的美好记忆、对亲戚故旧的牵挂,这些丰富的宝藏,既是苏东坡对家乡永恒的记忆,又是其诗文创作的无尽源头。对故乡的追怀,实质上是对已逝时光的追怀,对生命的留恋,对单纯、本真的渴求。对故乡、亲人、邻里的怀念,实质是渴望返璞归真过俭朴的生活:“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对于生他养他的出生地、成长地,苏东坡有着浓厚的思乡情结,他对家的指向多姿多彩:剑外之地、岷峨之间、蜀江之上、江水发源之地等,无论是秀美的峨眉、青城、嘉陵、岷江等山川,还是海棠、松杉等花草植物,都是他信手拈来吟诵家乡的风物。无论是“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却后五百年,骑鹤还故乡”的思念,还是“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的吟唱,都是对出生坐标地眉山的深情回望。

  故乡对于苏东坡,就像当初离开时栽种的荔枝树,年年等他回家,“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但苏东坡的回家与归隐,都停留在诗行,人世的各种羁绊使得他的愿望与行动并不能一致,对故乡眉山总有一种时空阻隔、凄然遥望的痛苦感觉。浓厚的故乡情结,化作他乡遇故人“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的惊喜诉说,化作在他乡与故乡同道中人“故乡在何许,西望千山赤”的唏嘘感慨,化在眉州太守请他为家乡高楼吟咏《眉州远景楼记》的缕缕情丝之中。

  ……

  一路走来,走走停停。到底是黄州的定惠院、临皋亭、东坡雪堂,还是惠州的合江楼、嘉祐寺、百鹤峰,到底是儋州的桄榔庵、常州的“黄叶村”,还是眉州的“纱縠巷”,哪一个才是苏东坡的归宿?哪一个才是他故乡的家园?我苦苦寻觅,终不能得。

  为什么苏东坡在他人生最失意的黄州、惠州、儋州,会把异乡故乡化、异乡“前生化”?也许这就是苏东坡作为生活大师,不同于我们寻常人之处。他通过在宗教中吸提精神力量,打通儒道释,吸取了佛道两家随缘自适、人生如寄的思想;通过与朋友交往倾诉寻找感情出口,排解内心堆积的郁结;通过著书立说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自我价值肯定中获得内心的认可;通过以边缘力量干预社会事务,获得儒者内心渴望的社会价值……用内心和个体的强大,对抗政治上的打击带来命运的沉沦。由此,他总是会在最短的时间,适应被贬之地、融入被贬之地,进而成为被贬之地的精神旗帜,然后将努力发现的异乡优点,放大成快乐元素的源泉,从而在迁流不定的生命苦旅中,不仅乐观地活下去,还活出了人生最后的精彩。

  故乡永远是背井离乡的人在怀念。与当今世界一些人喟叹“谁的故乡不沦陷”“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的悲观不一样,苏东坡既有地理生养所的故乡,又有宗族结聚地的故乡,更有文化心理生活区的故乡。他的故乡既在他作太守的密州、徐州、杭州等八个州,也在他遭贬的黄州、惠州、儋州,既在他仕途起步的陕西凤翔,也在他一考惊天下的京城。甚至,还在他乡遇故知的惊喜、午夜梦回的思念之中。也许,他的故乡在庙堂之上与庙堂之外的广阔世界,在大宋的每一寸去过或没去过的“大地”之上,在他真实恬淡的心灵之中。

  (夏钦 作者为成都青羊区作协副主席)

责任编辑: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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