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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老山

来源:北京日报
2021-03-23 08:21:00

  原标题:探秘老山

  北京日报记者 黄加佳

  2000年,老山汉墓考古发掘成为当年的热点事件之一。央视的现场直播、各个媒体对考古发掘进展的跟踪报道,使这次考古发掘成为一次公共考古的经典案例。

  然而,老山汉墓考古成果揭示的不为人知的历史,也随着公众热度的冷却而受冷落。如今,深藏于老山郊野公园中的老山汉墓仍保持着20年前出土时的模样,显得神秘而低调。它本身的价值,以及在北京城市早期发展史中的角色,还远远没有被公众了解。

  老山汉墓出土的漆盒。

  2000年老山汉墓发掘现场出土的黄肠题凑墓室顶部全貌。 北京日报记者 李继辉摄

  汉代修建陵墓的工匠将木板编号,以便修建陵墓时组装。

  老山汉墓刚出土时的黄肠题凑。

  蹊跷的新坟

  1999年10月23日,正在辖区巡视的八宝山派出所民警李利文,无意间听到几位大爷、大妈议论:他们常去早锻炼的老山,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几个新坟。国家早有规定,非墓区不能随便埋骨灰,怎么会有人起新坟呢?李利文觉得蹊跷,于是立即汇报到所里。

  副所长王金明在八宝山派出所干了18年,曾听附近的老人们说,石景山一带过去有不少看坟世家和盗墓世家,所里老同志也给他讲过不少盗墓的故事。直觉告诉他,这很可能是一起盗墓案。

  提起“盗墓”,人们多半会想到《鬼吹灯》《盗墓笔记》等小说中的情景:深山老林、沙漠戈壁、机关陷阱、鬼影幢幢……盗墓似乎就应该发生在那种人迹罕至的地方,要说距离北京市中心十公里、长安街延长线的边儿上,竟然发生了盗墓案,还真有点匪夷所思。

  正因为离奇,有关这起盗墓案侦破的经过,网上流传着许多版本。一位文博大V在自己的网络节目中说:“当民警跟着报案的老太太来到新坟堆时,两个盗墓贼正好从‘坟’里钻出来,被民警抓了个正着,当时他们俩离主墓室只有60厘米。”

  这段描述活灵活现,犹如亲见一般,却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侦破一起盗墓案哪有那么容易?事实上,石景山公安分局刑警队和八宝山派出所的民警蹲守了四十多天,才将盗墓贼抓获归案。

  据《北京日报》当年的报道,发现线索后,民警们立即在老山附近进行蹲守。他们发现,晚上9点以后,常有几个人在老山主峰南侧的一个山包上挖土,凌晨3点左右又分头下山,行踪诡秘。

  分局刑警大队和八宝山派出所一面派民警继续蹲守,一面到石景山区文物局请教专家。石景山区文物局的专家经过实地勘察后认为,这里很可能有一座古墓。

  在普通人的想象中,既然发现有人盗墓,赶紧将他们抓获归案就是了!实际上,绝非那么简单。办案需要有证据,几个人在荒山野岭挖坑并不违法,只有当他们真正挖到古墓,才能认定为盗墓。可要是让盗墓贼挖到古墓,文物不就受损了吗?为了拿捏好其中分寸,民警们一刻也不敢大意,他们生生在老山埋伏了一个多月。

  经过几天蹲守,民警们发现,这伙人通常晚上8点左右在石景山游乐园西门集合,骑自行车或步行从八角新村上山。8点半到达挖掘现场,将洞口打开通风,半小时后由一人钻进洞内,一人负责观望,两人专门负责运土。他们一般干到凌晨3点“收工”,用木板将洞口盖上,再往上堆土,伪装成坟头。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还在“坟头”盖上树叶,并小心地将洞口周围的足迹扫干净。

  12月9日、10日两天,侦查员李平和民警李利文冒险钻进盗洞取证。据办案民警回忆,盗洞洞口直径只有六七十厘米宽,洞深六七米,俩人刺溜就进去了。在洞里,李利文和李平发现了黑色的木炭和青白色的黏土——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这就是汉墓中特有的青膏泥。

  两位民警拿着从盗洞里取得的证据,到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文研所”)鉴定。副所长王武钰一看木炭和青膏泥,立即判断被盗的是一座汉墓,而且还是一座高等级的大墓。

  青膏泥,也称白膏泥,就是烧制瓷器用的高岭土,它黏性大、渗水性小,是汉墓特有的防腐剂。木炭则起到防潮吸水的功能。上世纪70年代大葆台汉墓出土时,也发现了大量的青膏泥和木炭。

  第二天清早,王武钰和同事在两名民警的带领下来到老山。“那时候老山上全都是植物,盗墓贼夜里来怕找不着地方,就隔几步在小树上系个红布条指路。”民警和王武钰等人就是跟着红布条找到盗洞洞口的。

  找到盗洞之后,王武钰与同事程利先后下了洞:“洞口不大,踩着两边的脚窝就能下去。”在洞底王武钰二人发现一小截裸露在外的小木桩,周围还散落着木炭和青膏泥。当时,他心里已经有数,那一小截木桩很可能就是汉代大墓中独有的“黄肠题凑”。

  “黄肠题凑”一词最早出现是在《汉书·霍光传》中,霍光死后,皇帝赐给他“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三国时魏人苏林曾对黄肠题凑进行注释:“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不过,直到1974年大葆台汉墓出土,人们才第一次见到黄肠题凑的实物。

  从洞里出来后,考古人员又在小山丘的周围进行了勘察,并在周围的树坑里发现好几处夯土层。

  盗墓贼已经快挖到墓室了,再不采取行动文物就要受损,石景山公安分局决定当天夜里收网。可令人诧异的是12月11日至21日40多名干警一连蹲守了11天,犯罪嫌疑人竟然没有露面。难道是他们察觉到了什么蛛丝马迹,跑了?一直主办这个案子的李平心里别提多懊糟了。

  12月22日晚上,这伙盗墓贼终于又出现了。23日凌晨3点10分,正在作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抓获。在他们的供述下,其他几名同案犯也陆续落网。这起震惊全国的盗墓案终于圆满侦破。

  据说,当公安干警审讯几名盗墓贼为什么会人间蒸发了十天?盗墓贼们的回答让大家哭笑不得,原来1999年12月20日正好赶上澳门回归,盗墓贼们怕赶上“严打”,没敢去挖。

  2000多年前的木建筑

  驱车沿长安街延长线向西,经过八宝山向北一拐,不一会儿就到了老山郊野公园,老山汉墓便在公园内,只是不对外开放。

  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重回老山汉墓发掘现场,王武钰仍感到十分亲切,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太熟悉了。由于盗墓贼已经挖到墓葬的核心部分,遇到雨季古墓很可能透水,因此北京市文物局决定对老山汉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王武钰被任命为考古发掘现场总指挥,在这里整整工作了一年。

  老山汉墓依山而建,封土有七八米高。王武钰告诉记者,古人是一层一层堆筑封土的,每一层土都经过夯筑,为了加固和保护封土,营建者在封土四周填入了大量碎石块。

  考古人员先将封土堆去除,再请钻探队探出墓坑的范围。王武钰告诉记者,钻探人员使用的探铲就是“洛阳铲”——一根长杆子,头上带着一个“凹”形的探铲。洛阳铲戳下去每次只能带上一点土,钻探人员靠分辨土的颜色进行判断。“生土是未经人为扰动的,土层纯净,层次清晰,夯土是经过人工夯实的,与自然土有很明显的不同。”王武钰解释说。钻探人员根据土的颜色,很快便在地上画出了墓坑的形状——一个方形墓室加一条长长的墓道。

  考古发掘是一个慢功夫,需要考古队员用小铲子一点一点挖。王武钰告诉记者,人工夯实的土不管过多少年跟自然土的界限都十分明显,只要用小铲子一扒拉,自然就掉下来了。如今老山汉墓墓道的两壁,仍能看到汉代建墓时留下的镐印。

  墓道位于墓室南侧正中,长24米、宽约8米多。按照过去考古发掘的经验,汉墓的墓道里一般都会有车马坑。大葆台汉墓中就出土了三辆马车和十一匹马(一说十三匹马)的残骸。“古人视死如视生,活人有什么,死人墓里也要有什么。活人出行要有车马,所以墓里也要陪葬车马,对于汉墓而言这是‘标配’。”王武钰说。

  在清理墓道的时候,他特意叮嘱考古队员们仔细发掘,这里很可能出现车马坑。可是,整条墓道清理完毕,期待中的车马坑并没有出现,是什么原因使这座汉墓“从简”了呢?

  车马坑虽然没有找到,但是考古队员却在墓道里发现了两遛“筒瓦”。“半圆形的,两个扣在一起像个竹筒一样,所以叫‘筒瓦’。”王武钰解释道。

  古代建筑中常会用到筒瓦,但王武钰还是头一次在墓葬中见到它,而且是两片筒瓦扣在一起像根水管子一样从墓道一路绵延向墓门。它到底是做什么用呢?

  容不得考古队员多想,清理工作又有新进展,墓道里出现了许多大石头。这些石头叫“封门石”,是建墓者为了防止盗墓贼进入墓室而堆放的。只要封门石出现,墓门就不远了。

  老山汉墓考古发掘是国内第一次公共考古实践,那时候考古发掘现场对媒体的开放程度难以想象。王武钰说:“发掘现场外面都是记者,每天北京电视台的《北京新闻》都播,各路记者随时都问:今天又挖出什么来了?”

  那段时间,由于频繁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王武钰去菜市场买菜都会被人认出来。不过,考古实在是太专业的一门学科,记者们仅凭现场采访,连蒙带猜,报道中难免错误百出。发现封门石的第二天,有位记者把封门石,误写成了“大石门”。墓葬中使用石门,从东汉才开始出现,直至明清时期的墓葬都能见到。报道一出,王武钰的电话被打爆了,他的老师、同学和同行们纷纷问,怎么挖出石门来了?王武钰只好一个个跟对方解释。

  王武钰苦笑道:“后面闹出的笑话还多着呢。”一次新闻发布会中,王武钰向媒体透露,老山汉墓中发现“便房”。“便房”是汉代墓葬中的专有称谓,十分冷僻,一两句话解释不清楚。记者在写新闻稿时发挥想象,将“便房”理解为厕所。于是,新闻稿变成了“老山汉墓中可能有厕所”,一时间成为笑谈。

  封门石挪开后,期待中的“黄肠题凑”出现了。

  东汉经学家郑玄在为《礼记》做注释时写道:“题,头也;凑,聚也。”顾名思义“题凑”就是将切割成长条的木头码放在一起,形成一堵木墙。

  “黄肠题凑”指的是用柏木条码成的木墙,因为柏木心是黄色的,切割成长条状,就像一根肠子一样,因此被称为“黄肠”。

  大葆台汉墓出土的黄肠题凑都是用柏木做的,是名副其实的黄肠题凑,而老山汉墓的“黄肠题凑”只有墓门部分使用了柏木,墓室里使用的则是栗木等杂木,严格来讲只能叫“题凑”。

  老山汉墓俯瞰图呈“回”字形,“题凑”墙在墓室中围成两道回廊,即外回廊和内回廊。“外回廊相当于外院,内回廊相当于内院,棺椁就放在内回廊围成的后室中部,是墓室的核心位置。”王武钰说。

  为了方便考古发掘,考古队员将内回廊板墙拆除,一圈题凑墙和外回廊外壁板墙按发掘原状保留下来。虽然相隔两千多年,但是被切割成长方形的木条一个挨一个整齐地码放在一起,显得十分坚固,丝毫没有倾颓的迹象。

  “中国地面上汉代的木建筑已经没有了,唐代建筑都非常少见,而老山汉墓中却保存着一座完整的汉代木结构建筑。这非常难得,说明汉代木结构建筑已经十分辉煌了,所以我在考古发掘时,尽量不去移动这些题凑,现在它们还像刚发掘的时候一样。”王武钰说。

  惊现尸骨

  考古队员清理墓门时,发现本应该排列得整整齐齐的木头凌乱了,隐约还有一个被淤泥堵住的小洞口。这会不会是盗洞呢?

  考古发掘之前,王武钰曾请考古学大家徐苹芳先生来考察过。徐先生提醒他,有封土堆的大墓一般都被盗过。“考古不是挖宝,我们是做历史研究的,即使被盗过,我们也会严格按照考古流程操作。”王武钰说。

  老山汉墓的墓室分前室和后室两部分,前室相当于“客厅”,后室相当于“卧室”,棺椁摆在后室。墓葬刚出土时,这里全让土塞满了,我们要一点一点清理。

  在清理前室时,考古队员发现了两张漆案,更令人称奇的是摆在西侧的小漆案上还有一具尸骨。

  尸骨面朝下趴在小漆案上,头骨相对完整,一只手反过来背在后背,身上压着两条大木头,尸骨下散落着一个晶莹润泽的玉带钩。

  老山汉墓发现尸骨的消息立刻点燃了媒体的热情。各路记者围着王武钰追问:“尸骨是谁?是男是女?”原定2000年8月20日要进行的央视直播,也聚焦到尸骨上。

  媒体报道要求短平快,通俗易懂,抓人眼球,但考古是漫长而细致的过程,考古人员不可能在第一时间给出确切的答案。双方诉求的错位,从合作伊始便露出端倪。

  担任直播的央视主持人康辉在自传《平均分》中写道,节目组第一次与考古队接触,正好赶上文研所聘请的考古人类学家潘其风前来鉴定尸骨。编导们围着潘先生问个不停:“这具尸骨是男是女?什么年代?会是谁?”

  作为一名严谨的考古学家,潘其风无法立即回答这些问题。他一再表示,要等进一步发掘后经实验室DNA研究,才能下结论。可是,直播中连一个抓人眼球的猛料都没有,如何向电视观众交代?禁不住编导的一再请求,潘先生终于同意直播那天接受康辉采访。

  康辉回忆,直播当天他问潘先生:“您认为这是什么年代的?男性女性?可能是谁?”

  潘先生谨慎地回答:“按照我们考古工作的步骤,现在很难说,要完全清理出来后拿进实验室做鉴定。”

  康辉不甘心一再追问:“大家对老山汉墓出土的这具尸骨非常感兴趣,它也很可能对揭开老山汉墓之谜有重要的作用,您能给观众朋友提供几种可能性吗?”

  潘先生仍然坚持应该等实验数据出来再下结论,可是经不住主持人的几番追问,他终于还是妥协了:“从目前发现的并不完整的骸骨来初步判断,这个人的年龄大概是在35岁至40岁之间,身高1.61米左右。男性的可能性是有的。这都只是很粗略地看,具体结果只有通过实验室的技术测试才可以下结论。至于尸骨的身份,盗墓者、陪葬者或被盗墓者从棺木里拖到这个地方的墓主人,这些可能性都存在。”

  后来,实验结果显示这具尸骨是个女性。康辉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心中五味杂陈。后来他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提到,那一刻,他眼前闪现出潘先生在现场的苦笑。正是在他的一再纠缠下,一名严谨的考古工作者做出了一个不算严谨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很可能会让老先生的学术声誉蒙尘。经过这次直播,康辉甚至重新思考了自己对工作的认识:

  以前,我以为“我的工作”是最重要的,我应该为了我的工作而想尽一切办法,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别人的工作”。老山汉墓的这件事提示了我,当“我的工作”需要“别人的工作”来配合时,当“我的工作”与“别人的工作”有冲突时,我首先应该尊重“别人的工作”,尊重别人的规律,尊重别人的原则,而不是为了“我的工作”而无视对方。哪怕“我的工作”因此而并未达到最好的效果,我至少可以问心无愧。一直没有机会对潘先生当面说声“对不起”,今天在这里写下这些,权作致歉。

  考古队员用木板把大漆案固定住,用吊车吊出来。

  2000年8月20日,康辉在央视直播中采访老山汉墓发掘现场总指挥王武钰。北京日报记者 李继辉摄

  老山汉墓出土的丝织品。图中白色印记是将丝织品固定在棺板上的铜钉留下的。

  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推进,尸骨的身份也渐渐清晰。这具女尸正是墓主人——汉代某位燕王王后。

  考古队员分析,老山汉墓落成不久就被盗墓贼“光顾”了,而且还不止一次。盗墓贼不但盗走了墓葬中的随葬品,还将五层大棺椁捣坏,把墓主人的尸身拖到墓室前部,并将她身上的首饰、衣物洗劫一空。

  王武钰在遗址现场,为记者指示了两条古代盗洞的位置。这两条盗洞从墓门东南方向斜插着挖过来,巧的是2000多年后的现代盗洞也在这附近。“古今盗墓贼可真是不谋而合,他们选择了这座大墓最薄弱的部位,既躲开了北边山石,也躲开堵在门口的封门石。”王武钰说。

  墓道中那两道匪夷所思的筒瓦“水管”的用途,也被王武钰参破了:“这两道管子是盗墓贼的‘救命管’。如果盗墓时发生坍塌,管道可以通气,盗墓贼不至于立刻被闷死,他们在外面的同伙可以赶紧救他们。今天的煤矿里也有类似的管子,既可以通空气,也可以放一些简单的流食。”

  王武钰告诉记者,类似的盗墓工具他在全国其他考古发掘报告中从未见过。2000多年前盗墓贼技术之高,令人惊叹。

  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文研所将头骨送到公安部物证中心做容貌复原。公安部物证中心研究认为,这位女性墓主人不是黄种人,而是一个西域胡人。考虑到这座汉墓建于张骞通西域以后,有人大胆地猜测,这位燕王王后是不是通过丝绸之路引进的西域美女呢?这一假设虽然大胆,但是没有得到考古学家的认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认为她就是一个黄种人。

  为了弄清真相,文研所副所长赵福生又联系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希望他们能再做一次颅像复原。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专家运用体质人类学、DNA和计算机模拟三维人像复原技术研究认为,老山汉墓的女性墓主人,鼻棘较低,鼻梁欠突起,鼻根凹很浅,上面部扁平,属于亚洲蒙古人种的面部特征。她的DNA序列显示,她属于亚洲M谱系,代表了东亚地区现代人群的某种祖先类型的遗传学性状。通俗地说,她就是一个黄种人。

  2004年,老山汉墓女性墓主人的三维容貌复原图见诸报端,这位沉睡在地下2000多年的西汉女性终于露出了真颜。

  谁说墓里无宝?

  20年前,有关老山汉墓的报道铺天盖地,公众的期待值也被吊到最高,但普通人与考古学家的角度不同,大家关心的是挖出什么宝贝了?当人们发现,此墓早已被盗,不免大失所望。直到今天,许多人提到老山汉墓时还会说:“这个墓价值不大,折腾了半天什么也没挖出来!”

  作为考古学家王武钰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一直强调,考古不是盗墓。总有人问:你们挖出什么宝贝了?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宝贝!首先是这座黄肠题凑的大墓,整体保存下来,人们可以看到2000多年前的木结构建筑;还有墓里出土大漆案和丝织品都是北方地区独一无二的。”

  王武钰提到的漆案位于墓室的前室,下葬时有三张——中间一个大的,两边两个小的,原本是摆放贡品用的。盗墓贼潜入墓室后,为了照明烧毁了东侧的小漆案,墓主人的尸骨则被扔在西侧的小漆案上。

  漆器因制作工序复杂、花费工时极多、价格昂贵,在《盐铁论》中有“一杯椿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的说法,漆器一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俗话讲: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只半年。漆器或出土于极其干燥的新疆沙漠地区,或出土于南方的墓葬中——马王堆中出土的漆器一直都在水里泡着,就怕北方这种半年干、半年湿的气候,很快就腐烂了。王武钰说,以前北京附近中也出土过漆器,有时候就是一个印儿,风一吹就没了。北方能出土这么大的漆案,这是独一份。

  为了将这两张漆案完整地取出来,考古队员们也是煞费苦心。王武钰专门请来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白荣金,他是国内提取文物的专家。

  漆案出土时,漆皮虽然看上去很完好,但木头已经腐朽了,根本拿不起来。白荣金指导考古队员把小竹片插到漆案底下,再用两块木板将漆案上下一夹,用吊车吊起来移到室内慢慢清理。

  后来,两张漆案被送到最擅于处理漆器的荆州博物馆进行修复。“他们用一种胶质物将漆案中的水分子置换出来,这样漆案就成为一个整体了。”王武钰解释说。现在,修复完成的两张漆案,珍藏在首都博物馆里。

  老山汉墓出土的另一件宝贝是罩在中棺外面的丝织品。其实,老山汉墓在发现时,黄肠题凑的顶盖早就塌了,顶盖重重地砸在墓室中,五层大棺椁被压成了一个扁片。再加上此墓下葬不久就被盗过,说实话,打开棺椁时考古队员们并没抱太大希望。“陪葬品啊,金缕玉衣啊,那几乎是不可能有的。”王武钰说。

  可当他带领队员们掀开中层棺材的棺板时,发现似乎有东西粘在上面,定睛一看有花纹,隐约还有经纬线。王武钰心中一阵狂喜,可能是一块丝织品。

  如前所述,只有在极干极湿的环境中,丝织品这么娇贵的东西才能保存下来,北京地区能出土这么完好的丝织品是个奇迹。

  考古挖掘之前,徐苹芳先生曾经嘱咐王武钰,“如果发现丝织品就找社科院考古所的王亚蓉。”

  长沙马王堆、陕西扶风法门寺、新疆尼雅遗址,包括前几年轰动一时的海昏侯墓出土的丝织品都是经王亚蓉老师之手重放溢彩的。她堪称古代丝织品修复的权威。

  老山汉墓发掘之初,徐苹芳已经跟王亚蓉打过招呼:“最近您不要出京,万一要有丝织品出土呢!”

  王亚蓉跟大伙儿一样通过新闻媒体关注着老山汉墓的发掘进展,她看到墓室坍塌,棺木严重挤压时,感觉此墓出土丝织品的希望十分渺茫。特别是北方这种半年干、半年湿的气候,墓里的丝织品、纸张等有机类文物,很难保存下来。

  当王亚蓉接到王武钰电话时,十分惊喜,马上嘱咐他们:“用沾湿的宣纸蒙在丝织品表面,然后用塑料布包上,一定要保湿,还要避光。”

  这块丝织品长2.35米、宽0.47米,刚出土时被棺板上的红漆染成了红色,但是团凤花纹清晰可见。后来,王亚蓉用显微镜观察,看到这块丝织品上有红、蓝、黄、紫等六种颜色的丝线。王亚蓉兴奋地对王武钰说:“就冲出土的这块丝织品,你们这10个月就算没白忙。”

  王武钰分析,老山汉墓之所以能出土这么多北方罕见的文物,是因为墓顶很早坍塌下来,死死地压住了墓室,再加上外部用青膏泥和木炭封闭,墓葬里形成一种隔绝空气,又不透水的环境,真可谓机缘巧合。

  提到防潮防水的问题,王武钰说:“还真得感谢当年为发掘现场捐建玻璃大棚的北京银河金属结构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这个公司的老板是个文博爱好者,看电视报道自己找来的。这大棚跨度大,里面一根柱子都没有,花了不少钱。当时我不太懂,怕大棚施工对我们遗址有破坏。现在看来多亏人家,大棚刚盖起来就到雨季了,遗址一点儿都没漏雨,挖掘进度也一天没耽误。”

  “裴回两渠间兮,君子独安居”

  老山汉墓自发现以来,考古学家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墓主人到底是谁?

  从老山汉墓的等级看,这无疑是王后一级的大墓。西汉历史上北京地区共有12位王,只能用排除法来一一识别。

  这12位王中,有3位是异姓王,分别是臧荼、卢绾和吕通。第一代燕王臧荼,刚刚被汉高祖刘邦封为燕王就起兵谋反。臧荼被平定后,刘邦将自己的发小儿卢绾封为新燕王。臧荼靠不住,卢绾肯定没问题。《汉书》记载:“卢绾与高帝同日生,壮又相爱。至其亲幸,莫及绾者。”但是在权力的面前,一切情义都是脆弱的。卢绾怕自己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在征讨叛将陈豨时“放了水”。后来,陈豨兵败被杀,他的裨将供出卢绾之事。卢绾只好逃亡匈奴,不久抑郁而死。吕后当政后,将吕通封为燕王。吕后死后,诸吕事败,吕通被杀。

  这么看来,以上3位异姓王都死于非命,不可能有王陵。

  9位同姓王中,燕王刘定国荒淫乱伦,被人举报给汉武帝。刘定国获罪自杀,燕国国除。末代广阳王刘嘉在王莽篡位时期,被贬为扶美侯,后来又被废侯爵。因此,这两人都不可能以王制建陵。

  金代,海陵王扩建金中都时,曾在城的东南隅和西南隅发现两座燕王陵,两座陵墓相距约十里。金天德二年(1150年),金人将两座燕王陵挖掘迁葬于中都城外。当时参与迁葬的大臣蔡珪曾根据发掘情况写了《两燕王墓辩》一文,考证了两座燕王陵的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可惜这篇当年的“考古发掘报告”早已经佚失,唯一留下的一些信息是,蔡珪认为东墓为燕灵王刘建的王陵,西墓可是燕康王刘嘉的王陵。后来,一些地方志曾提到,这两座燕王陵被迁葬到今天的北京顺义区。直到今天,顺义仍然有个村庄叫燕王庄。不过,至今还没有确切的考古发现支持这一猜想。

  主流观点认为,上世纪70年代发现的大葆台汉墓墓主人是广阳顷王刘建(公元前73年-公元前44年)。这样看来剩下的4位燕王都有可能埋葬在北京地区,老山汉墓到底属于谁呢?

  老山汉墓出土的两件漆耳杯残底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一件写着‘东宫’,一件写着‘德阳宫’。”王武钰对记者说,“‘德阳宫’三个字左右两边还针刻着两行小字,左边是‘户(?)邑軨氏’;右边是‘卅四(?)年二月辛卯’。”“軨氏”显然是墓主人的姓氏,“卅四”则很可能是她下葬的纪年。

  西汉时期,北京地区的诸王中,只有汉武帝的儿子燕剌王刘旦在位38年,其他人在位都没有超过30年,由此可以推断老山汉墓的主人就是刘旦的一位王后。

  “这位王后去世时,已经是刘旦在位末期。他因为多次谋反,当时势力已经大不如前,因此王后的陵墓一切从简,也就不难理解了。”王武钰解释。

  历史上,燕剌王刘旦是一位有故事的人。他是汉武帝的三儿子。乱伦的燕王刘定国自杀、国除之后,汉武帝将三子刘旦封至燕地为王。

  北京地区一直是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对峙的最前线,将自己的儿子封在燕地,足见汉武帝对刘旦的倚重。刘旦就藩之前,汉武帝下诏曰:

  呜呼!小子旦,受兹玄社,建尔国家,封于北土,世为汉藩辅。呜呼!薰鬻氏虐老兽心,以奸巧边氓。朕命将率,徂征厥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帅,降旗奔师。薰鬻徙域,北州以妥(绥)。悉尔心,毋作怨,毋作棐(俷)德,毋乃废备。非教士不得从征。王其戒之!

  字字句句流露着汉武帝对刘旦的期许,同时也告诫他不要做背德之事。

  然而,刘旦还是没有经受住皇位的诱惑,当他的大哥刘据死于巫蛊之祸,二哥齐王早夭后,他看到了继承皇位的希望。公元前88年,武帝病重,刘旦派使者请求值宿宫禁,言下之意是要准备接班。汉武帝大怒,将使者下狱,并削去燕国的三个县邑,以示惩戒。武帝驾崩后,幼子刘弗陵即位,史称汉昭帝。昭帝在位期间,刘旦曾先后三次密谋造反,都没有成功。

  元凤元年九月,刘旦又与鄂邑长公主、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共谋造反。事败之后,桑弘羊等人被诛杀,鄂邑长公主和燕王旦被迫自杀。昭帝看在兄弟情面上,并没有废除刘旦的王爵,而是赐谥号“剌”,意思是“暴戾无亲,不思忘爱”。刘旦死后仍以诸侯王的丧仪入葬,陵墓被称为“戾陵”。

  关于刘旦之死,《汉书·武五子传》中有一段非常动人的描写。刘旦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便将几位夫人招到大殿,华容夫人起舞而歌:“发纷纷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两渠间兮,君子独安居。”歌罢,刘旦自缢,众夫人自刎。

  一般读者读到这段歌词,只觉得悲凉婉转、动人心弦,而历史地理学家们却从中看到了探索刘旦之墓和推测汉代蓟城城址的蛛丝马迹。

  所谓“裴回(péi huí)”即“徘徊”之义;“两渠间”指的是两条河——永定河和高梁河之间。整句的意思是刘旦死后将埋葬于永定河和高梁河之间。

  由于刘旦在燕蓟之地经营了38年,早已经修建了陵墓,即“戾陵”。根据这句歌词可以推断,戾陵位于永定河与高梁河之间。

  那么,戾陵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中有云,“高梁水注之,水首受㶟(lěi)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剌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东径梁山南,又东北径刘靖碑北。”

  三国时期,魏国的镇北将军刘靖率民众在㶟水(今永定河)上修建拦河坝,开凿车箱渠,将水东引,灌溉蓟城南北的土地。这一水利工程在戾陵附近,因此得名“戾陵堰”。

  侯仁之先生认为,戾陵所在的梁山就是今天的石景山,戾陵堰位于梁山南,山上有燕王刘旦之陵,所以蓟城应该在戾陵的西南方。

  从今天的地理位置看,老山与石景山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因此也有不少学者对此墓到底是不是戾陵持有疑虑。但古时候的“梁山”是不是可以指代更大范围的山脉呢?这些问题还有待于更多史料和考古发掘的研究才能回答。毕竟,学术研究是动态发展的,人们只能希冀于尽量趋近于历史的真相。

  大变革的缩影

  西汉时期,燕地先后经历了12位燕王(广阳王),他们中寿终正寝者少,死于非命者多。这其中既有个体命运的差异,也是中国政治制度大变革的缩影。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版图超级辽阔的大帝国。如何统治这个帝国,朝臣们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丞相王绾认为,六国已灭,曾经的燕国、齐国、楚国等地距离都城太远,秦始皇应该立即将自己的几个儿子立为诸侯王,分封到六国的土地上,这样才能有效地稳定当地的局势。

  应该说,从当时的政治现实看,王绾的提议十分合理。秦刚刚实现统一,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文化习惯而言,六国的臣民对秦都缺乏认同感,叛乱随时都可能爆发。再者,当时交通、通讯手段都非常粗陋,推行高度的中央集权非常困难。如果走周代的老路,将天下分封给儿子们,的确可以更方便地管理地方。

  可是,李斯不同意。他说,周朝初期,诸侯国之间尚能依靠亲情维系,但时间久了,关系疏远,互相之间犹如仇敌,征战不断,周天子也无可奈何。他认为,大秦帝国不应该走周朝的老路,而应该推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用通俗的话解释,郡县的郡守相当于“职业经理人”,只有管辖权而无所有权;诸侯王则如大小股东,时间长了总想取而代之,闹独立。因此,秦始皇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推行郡县制。

  秦末天下大乱,汉高祖刘邦依靠一干文臣武将重新统一天下。胜利以后,裂土封侯,共享胜利果实是题中应有之义。刘邦显然看到了秦代郡县制的合理性,于是选择了一条折中的道路——郡国并行。郡县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封国则享有较高的政治、经济、军事独立性。

  不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靳宝看来,汉代的诸侯国与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有本质区别。汉代诸侯国是大一统前提之下的诸侯国,与战国时期诸侯国相比,它的独立性不可同日而语。以西汉的燕国为例,燕王是中央政府任免的,燕国的丞相也是皇帝亲自任命的。中央一旦发现燕王有谋反的企图,或德行有亏,随时可以撤换。这就是西汉时期,燕国几次经历“国除”,又几次重新分封的原因。

  不过,诸侯国还是享有很高独立性的。诸侯王可以修建自己的宫殿,拥有自己的军队,享有独立的税收,还可以在封国内使用自己的纪年。大葆台汉墓和老山汉墓都出土了刻有封国独立纪年的漆器(片)。这种情况在国内出土的其他汉代诸侯王陵中也不鲜见。

  汉代,北京地区处在抵抗匈奴入侵的最前线。在这里设立一个诸侯王,显然比设一个郡守更能有效地组织边防。因此,当燕王刘定国因荒淫而遭废黜后,汉武帝将自己的儿子刘旦立为新燕王,放在了这个关键岗位上。

  不过,有汉一代,诸侯国总是走向尾大不掉的局面。西汉前期,中央政府也一直致力于削弱诸侯国的势力。汉景帝任用晁错推行比较激进的削藩政策,结果激起了“七国之乱”。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将稀释封国权力的政策披上了仁孝的外衣。

  从燕国的几次“国除”和复立可以看出,燕国的封地面积越来越小。当汉宣帝刘询即位,重新册封刘旦之子刘建为广阳王时,新的广阳国封地只有区区四个县了。

  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北京地区的行政建制也逐渐从燕国过渡为幽州。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王武钰提供

责任编辑: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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