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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学起源的探索,是一个涉及面较广而又相当复杂的学术问题——

关于史学起源若干说法辨析

来源:北京日报
2021-03-22 09:48:44

  原标题:中国历史学起源的探索,是一个涉及面较广而又相当复杂的学术问题(引题)

  关于史学起源若干说法辨析(主题)

  乔治忠

  关于中国历史学起源的探索,是一个涉及面较广而又相当复杂的学术问题。为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必要对史学起源的其他说法予以简要辨析。

  神话传说不是史学之源

  与动物界相比,人类不仅记忆力更强,同时还因为具备复杂的语言表达能力,可以将记忆的往事转述给他人,往事被长期和反复地转述,就成为传说。长期转述,肯定会使传说情节越来越扭曲,从而远离真实,并且常常被神话所渗透和覆盖。而神话,则产生于人们对于自然环境、自然力量、自然事物(包括一些动物、植物等)的崇拜、恐惧,是超人间也超自然的想象,或者欲求以想象来超越自然力,是思维走向了背离现实的方向,这与史学的机制正好相反。由于传说和神话在实质上都是在离开现实,二者就容易结合,而对于古人来说,神话的影响因子和魅力远大于传说,所以大多情况是神话覆盖或吞没传说,致使最终尽失具体人物和事件的真情。

  研究神话传说的专家,早已指出古时民众集体流传的记忆和转述并不可靠,“对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真实人物的记忆,在民众的记忆中最多能维持两三百年……群众记忆力之发生作用的构造不同:范畴而非事件,典型人物而非历史人物。历史人物于是类化于其神话上的典型(英雄等),而事件则并入神话上动作的诸范畴”。因此,神话、传说不仅不能促使史学产生,而且起到的是阻碍作用。实际上神话传说总是向着离开事实的方向演变,流传时间越长越远离史学。所以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的传说故事和神话,但不是每个民族都会自行原发性地产生史学。但当史学从另外途径产生之后,传说与神话却可能被当作一种填充素材,经过一定时代之带有局限性的整合,而被纳入历史的叙述。

  甲骨文、金文与史学的产生无直接关系

  甲骨卜辞充满蒙昧和迷信,与史学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遥不可及,无须多赘。西周金文所处时代,历法已经长足发展,但铭文在记载时间上却很杂乱。整体上看,有的记入日期但年月不一定齐全;有的根本不记,相当随意,无规范可言,反映出其中历史意识的薄弱。青铜器铭文所表达的是记功显德意识,这与反思以往政治得失、汲取经验和教训的历史意识并不相同。其材质和制作方式,适合长久保存,但不便用于传播也不是为了传播。迄今为止,还极少发现西周青铜器载有如同《尚书》之《酒诰》《多士》那样的政府布告。至春秋时期,才有郑国、晋国铸刑书、刑鼎的做法,但这仍不等同于将政府公文制作于金属器具。青铜载体的使用不是促进史学产生的途径。当然,金文作为史料,对于考订和研究西周的历史,价值极大,但史料与史学是不同的概念,甲骨文、金文内容不是史学诞生的源头,那种记载书写方式,也很难跨越到史学的成立。

  甲骨文与金文具有“记事”与“记言”两种叙述方式,这与上古史籍的“记言”“记事”或许有方法上的联系。甲骨卜辞在其记述应验的事件中,面对上天的威灵,吉凶祸福都要如实面对,这有助于如实记事理念的形成。金文出于显示功德的目的,未免隐讳负面史事,但作为礼器文字,追述祖上之功德,也会带有对祖先神的惶恐虔诚,同样不能随意捏造史事,这对于加强如实记史的理念,也具有积极意义。不过,这只是长期、细微的文化积淀而已,并非对于史学的直接影响。侈谈甲骨文、金文影响史学产生的说法,多为表面现象的比附和穿凿,而未触及史学产生的社会机制。

  史学产生之后才会有记史、修史的官员设置

  在涉及先秦史学的论说中,侈谈“史官”问题者颇多,常常充满混乱认识。史官在原初究竟是怎样的职务?需要考镜源流。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中,史官的建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以记史、修史为职责的专职史官,至三国时期的魏国、吴国才真正设立,《晋书·职官志》记载:“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是始有其官,隶中书省。”那么,此前的所谓史官,是何种职任的官员呢?

  上古最早从事朝廷文秘工作的官员,应是殷商就已存在的“作册”,作册官带有人名的记载很多,如殷商有“作册吾”“作册丰”“作册宅”“作册般”,等等,作册的重要职责是为君主拟定与宣布册命。周初承袭殷商的一部分官制,保留了“作册”这种职官,留用了殷商的部分作册官;而且周初王室的作册,常常是地位十分尊崇之人。

  “作册”与“史”相比,无论殷商还是西周,显然具有了较大的专职性质,其主要职责是掌管官方文书事务,乃以文字性工作从事人世间的行政事务,不同于贞人、巫史的神秘性、神职性职务。西周“史”官,则是朝廷委派官员履行各项职责的泛称,金文中如史颂鼎记述了史官颂被派出视察基层的“里君”“百姓”,史密簋记载史官密随军东征,史兽鼎记载史官兽被派出监督工程,其他诸如办理祭祀、随从出游、观天象、做筹算等等,不一而足。但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初期设置了“内史”职官,进入了作册的职掌系列,成为宣布王命的执行人。周康王时的井侯簋铭文记载“王命荣及内史”向周公旦之子邢侯宣布册命封赏。内史与尊贵的作册荣伯一起执行此事,表明内史加入了作册的职任。此后,由内史宣布册命屡见于金文。内史越来越取代作册的职务,使作册逐步退出古代职官制度的历史舞台,于西周中、晚期即趋于消亡,形成了《周礼》所谓“史掌官书以赞治”的官制格局。内史取代作册从事政府的文字方面工作,待到史学产生之后,官方记录史事机制建立起来,内史才兼任记录史事。因此,是史学的产生逐渐促成后世以记史、修史为职责的史官,而不是因为有了史官导致史学的产生。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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