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京宁

　　河北藁城台西遗址的商代铁刃铜钺

　　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的铁刃铜钺X光透视

　　近日，石家庄市藁城区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藁城是一处古老的土地，它的历史至少在商代中期就开始了。河北藁城和北京平谷，两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则都在商代出现了灿烂的文明，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共同发现了中国迄今最早的铁器——铁刃铜钺，谱写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早期华章。

　　一

　　河北台西商代遗址体现“高科技”

　　台西遗址，位于藁城西10公里处。台西、庄合、故城、内族四村之间有3个高大的“台疙瘩”，当地人称为南台、西台和北台。

　　这里新中国成立前就曾挖出不少青铜器，大都被地主豪强绅族勾结古董商转卖了，有一批流到美国，其中就有一件铁刃铜钺。只是这里出土的青铜器，都被称为“安阳造”，因此一直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1965年，村民在西台南侧取土时，发现成组的青铜礼器和一件长达39厘米的玉戈，以及铜鼎、铜匕首、铜矛、石磨等珍贵文物。台西遗址的面纱逐渐被揭开。7年之后，在遗址中又发现了珍贵的铁刃铜钺。

　　房屋多为地面建筑，也有少数是半地穴式的。一座南北向30平方米的“两居室”，南北全长10米，东西宽3.8米，中间隔墙将一房分为两室。墙壁也已经脱离了仰韶、龙山和商代前期使用“木骨泥墙”阶段：下半部夯土筑起，上半部用土坯砌垒，山墙上还留有风窗。在建筑过程中使用了人和三牲作为祭祀牺牲。另一座“大House”平面呈曲尺形，由六个长方形单室组成：北房两室，西房四室。每室各开有门，室与室之间用夯土墙相隔。个别保存较好的墙体上可以看出窗的痕迹。

　　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墓。规模一般长2米，宽1米。少数稍大的长在3米以上，宽度超过1.5米。大部分有棺无椁。近10%的墓葬有殉人。近三分之一的墓葬设有腰坑并殉狗。墓主以仰身或侧身直肢葬居多。出土了30多枚植物种子，有桃、李、枣，特别是清热解毒的草木樨、通便的郁李仁、缓泻的大麻，是公元前14世纪的药材标本和中国早期的医药实物。

　　中国人喝酒的文化博大精深。台西遗址居然就有商代的酿酒作坊，还有一整套酿酒用器46件，包括煮粮食用的“将军盔”、陶鬲和灌酒用的漏斗及壶等盛酒器。瓮中捉酒，大瓮中还残有8.5公斤的酵母，专家推测是一种类似黄酒的饮品。

　　有的陶器上发现了刻画的文字，可辨识的有“止”、“刀”、“臣”、“矢”等。就字形与结构看，与商代陶文属同一系统。

　　在一座奴隶主墓中发现了一个精美奢华的漆盒，里面放有一枚石镰。石镰本是劳动农具，但经过鉴定，这件石镰是一件割脓疮的手术刀，称为砭镰，是中国最早的手术器械之一。还发现了目前中国最早的平纹绉丝织物——縠（hú）。它证明公元前14世纪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纺织绉丝的技术，是世界纺织史上的伟大创举。麻布是经过人工脱胶处理的麻纤维合股纺织而成的，其纺织工艺水平与马王堆西汉墓中的麻布相当，却早了1000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使用人工脱胶技术处理的麻纺织品。

　　铁刃铜钺虽然颜值不高，但就像许多绝顶高手往往其貌不扬一样，其实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水平。它长11厘米、阑宽8.5厘米，上部有一穿孔，阑两面饰乳钉纹两排，六至八枚不等。铁刃残存部分后段包入青铜器身内，根据X射线透视，包入部分约1厘米。

　　大多数人认为是陨铁加热锻打后嵌到铜钺体上的，也有人认为铁中含有碳的成分，应该是人类冶铁打造而成的。附近出土的铁矿石和经过冶铁的铁矿渣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有“熟铁”、“生铁”的分歧，但对其铁刃是经过热变形锻打而成，则是公认的。

　　总之，这些发现说明，商朝石家庄地区的先民已经掌握了文字、冶铁、酿酒、医疗等各项技术，文明程度指数相当高。

　　二

　　北京平谷刘家河出土“兄弟”文物

　　无独有偶，又过了几年，北京平谷也发现了商代铁器。

　　1977年夏，几位平谷刘家河村的农民来到故宫门口。他们并不是参观的观众，而是来找领导问要不要买文物。原来是他们在自家地中耕种时发现了一座古墓，里面有一些精美的文物。不了解文物法的农民不知道发现文物后要报告文物部门，而是认为有宝贝就可以卖钱，又不知卖给谁，于是找上了故宫。

　　根据这一线索，文物部门对这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地表下0.3米即见墓葬。古墓已被挖成东西宽约三米，南北长约两米的一个大坑。里面的青铜器已全部被取出，经过现场调查访问及进一步清理，判断该墓是南北方向，有二层台。青铜礼器出于南端的二层台上，金饰、玉饰、铜人面饰及铁刃铜钺等均出于墓葬底部。

　　墓中获得各类文物40多件，以金、铁、铜器堪称瑰宝，是迄今北京地区最为精美的商代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术、科学、工艺价值。

　　铁刃铜钺的外形与台西的相近，只是尺寸小些，也无纹饰，犹如“哥儿俩”。这两件铁刃铜钺是迄今中国最早用铁的证明之一，把我国用铁的历史上溯到距今3500年前。

　　经过当时的北京钢铁学院X光透视，铁刃包入铜钺下端根部残存1厘米，尚有少量铁质未氧化。铜钺柄含有夹渣、气泡，经放射性X光、荧光鉴定为铜锡合金。铁刃残部锈块有明显分层现象，经光谱定性分析含有镍，未发现钴的谱线。钺身一面平，一面微凸，表明为单面范铸（用1块有型腔的范和1块平面范组合，用来铸造）。将铁镍合金的陨铁，锻造成两毫米左右的薄刃，再将薄刃与青铜浇铸成一体，在当时使用原始工具的条件下，充分显示出工匠的聪明才智。

　　青铜礼器的造型与纹饰作风，具有明显商代中晚期的特点。鼎的形制、花纹，与郑州出土的鼎相近；弦纹鼎、鬲、甗及鸟柱龟鱼纹盘、盉等，形制与湖北盘龙城出土的器物基本相同；饕餮纹鼎具有郑州二里岗上层器物的特点；三羊罍与郑州白家庄所出铜罍相似；人面纹铜饰与安阳西北岗出土的人面铜饰相似。

　　与上述殷商青铜文化因素伴存的，还有属于北方草原地区的青铜时期考古学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因素，如扁喇叭口式金臂钏和环钩形金耳环等。考古学文化是指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内、有一定分布地域，具有相同的文化特征的一类古代遗存。夏家店下层文化因最初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夏家店遗址而得名。因该墓已被破坏，人骨无存，葬俗情况不清楚，故刘家河出土的这两种金饰品在界定墓葬文化性质方面就具有格外突出的意义。装饰品的形式风格与佩戴部位，是最能反映民族特性的器类之一，所以，中原殷商青铜礼器可能属于外来输入文化因素，而以扁喇叭口式金臂钏和金耳环等的土著文化因素，才是真正体现其文化性质的固有文化因素。

　　刘家河墓葬的年代和文化性质，目前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属商代中期，有的认为应属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有的认为这不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存，而是为肃慎、燕毫或附近其他方国的遗存。根据该墓所出青铜礼器的总体特征，其时代应推定在商代中晚期至晚期前段。从质量很高、工艺精致的金臂钏和金耳环，还有象征权力的铁刃铜钺，以及16件一套的成组青铜礼器分析，墓主人应为北方某方国的一位握有重权的贵族首领人物。

　　三

　　京津冀是中国最早使用铁器的地区之一

　　蒿城处于冀中平原，平谷处于燕山南麓，两者相距约400公里，但它们的青铜文化有很多相同的文化因素，又同时与中原商文化和北方民族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而铁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物质发展史上自石器、陶器、铜器之后，第四个时代——铁器时代的曙光出现了。

　　京津冀地区铁器的使用源远流长。《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在全国四十九个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设置了专管铁的“铁官”。今北京境有渔阳，河北境则有武安、夕阳（今滦县）、都乡（地点不明）、北平（今满城）、涿县等。从两件铁刃铜钺看，铁器的开发历史可以提前1500年。

　　《诗·公刘》：“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历或作砺，锻或作碫。历来注疏对历锻解释不同，但在与冶铁有关这点，是一致的。平谷刘家河与藁城台西铁刃铜钺的发现绝非偶然，说明商时期对于铁的使用是与铜结合在一起的，表明京津冀是中国最早使用铁器的地区之一。

　　钺本是用于刑杀的工具，后来成为象征君权神授的神器。《逸周书·克殷》记载，“先入，适王所，乃施射之……斩之以黄钺……斩之以玄钺……”晋孔晁注释玄钺为黑斧。《史记·周王记》引此文，集解：“《司马法》曰：‘夏执玄钺’。宋均曰：玄钺用铁，不磨砺”。是以玄钺为铁制的钺。两地发现的铁刃铜钺与上述记载基本吻合，证实了至少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我们的祖先已经将铁应用于制造兵器上了。

　　不过这两件铜钺的铁，仅限于钺的刃部，表现出用铁的技术还较原始。铁仅作为砍割作用的刃部，尽管这种使用的心理元素还很难揣摩，但古人显然注意到了它坚硬特质的金属性能。两件铁刃铜钺都是作为随葬品被发现的，说明了墓主人对其很在意，但数量较少，也说明当时铁器属于奢侈品。

　　藁城与平谷均处于商王朝中心统治区的北境，两件当时具有先进科技的铁刃铜钺的发现，对认识商文化内涵及分布具有重要意义，也说明京津冀地区在青铜时代的文化同一性。这两件3500年前的“兄弟”文物，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邹衡先生语，正体现了京冀之间“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