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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终生编修将儒学推上新高峰

来源:辽宁日报
2021-01-12 09:55:00

  

  “南宋朱熹行草书尺牍并《大学或问》手稿”局部。其中画线部分是作者对“诚意”的解析。

  

  朱熹(左)和程洵。

  

  朱熹的行草书尺牍,是写给程洵的信。

  

  《原道》道统传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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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日报记者 郭 平

  提示TISHI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展出珍贵的“南宋朱熹行草书尺牍并《大学或问》手稿”,这件文物为儒学集大成者朱熹手书。尺牍是他写给表弟程洵的信,《大学或问》手稿探讨的是哲学命题,是朱熹晚年斟酌修改的篇章,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章。

  儒家思想在我国唐代以后再度兴盛,率先大力倡导者便是韩愈,他在《原道》一文中不仅明确了儒家思想的传承关系,还大力推崇《大学》,他的见解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直到南宋朱熹完成了以“四书”为主要内容的理学体系,进而将儒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影响至今。

  韩愈崇儒产生深远影响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展出了一件重要文物——“南宋朱熹行草书尺牍并《大学或问》手稿”。这一手卷书心由三部分组成,最前面是一幅有两个人物的肖像画,紧接着是一件尺牍,为朱熹写给表弟程洵的信,第三部分是朱熹遗存的手稿,内容为《大学或问》的《诚意章》部分内容,手卷为国家一级文物。

  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馆员张盈袖说:“我们介绍‘唐宋八大家’,仅仅介绍这八个人的作品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发起的古文运动,他们进行的哲学思考,他们做人、做官及为人处世方式,都对后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韩愈,被后人评价为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研究认为他在哲学领域的重要贡献便是复古崇儒、攘斥佛老。人们梳理宋代达到顶峰的程朱理学发展脉络,比较一致地认为,其肇始者便是生活在唐中期的韩愈,他有一篇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古文作品《原道》。

  韩愈生活的时代骈体文泛滥,人们写文章讲究辞藻华丽,语句工整对仗,文章形式化、空洞化,纯粹成为文人炫技的道具,这样的文章是内容服务于形式,而不是形式服务于内容,严重阻碍了思想的传播,韩愈发起古文运动,讲求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与此同时,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家思想发展也遭遇了危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指导思想,在汉代达到了鼎盛期,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风靡一时。但西晋时期发生“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诸多儒学大家和士族纷纷南下,随着佛教传入、道教复兴,儒学陷入低谷。

  隋朝和唐初,统治者采取了自由放任的发展策略恢复民生,道、佛、儒三家都有所发展,但儒家并没有受到重视。

  到了韩愈时代,士大夫阶层不是沉迷玄学就是入于佛学。道家和佛家都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当时的儒家仍然坚持之前“述而不作”的僵化学说,也就是后人评价的“只叙述和阐明前人的学说,自己不创作”。社会文风不实、儒学衰微令韩愈非常愤慨。

  针对这种混乱的现象,韩愈在《原道》中重新明确了儒家思想的传承关系,也就是“道统”:“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后世研究认为,韩愈的思想主张,如同黑夜里的一盏灯,照亮了前行的道路。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在他的《论韩愈》中,把韩愈的成就总结为六点,第一点就是“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

  朱熹临终前仍在修改《诚意章》

  朱熹自己说:“性不善书。”然而展出的朱熹手迹运笔迅疾,势如破竹,前后呼应,加强了整体感。尽管无意求工,但转折自如,无一不合书家规矩。行笔中稍敛笔锋,且带有几分方劲的隶意,姿态韶秀,气格坚凝,深沉古雅,爱好书法的参观者可以留心体会。

  据介绍,朱熹画像有很多是明代留下来的,差别很大。不过他本人在作品中留有两幅自画像,一幅是44岁时,一幅是71岁时,人们推测肖像画中左侧的年长者即是朱熹。画法生动传神,应当出自宋人的手笔。至于右侧这位,可能是程洵。

  尺牍开头为:“七月六日,熹顿首。”因此这一尺牍又叫《七月六日帖》。程洵,字允夫,江西婺源人,是程朱学派的重要学者。研究人员在朱熹传世著作《晦庵集》卷八十九中查到了《祭程允夫文》,说程氏死于庆元二年(1196年)八月,并且说“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日书”,并称他为“内弟吉州录事”,其中还有“熹祖母,君之姑”,人们据此确定,程洵是朱熹的表弟。

  紧随《七月六日帖》,是朱熹亲书《大学或问》的《诚意章》,手稿前后都有残损,所以内容不全。

  朱熹对《大学》的“诚意”概念做了深入解释:“开明其心术,使既有以识夫善恶之所在,与其可好可恶之必然矣。至此而复进之,以必诚其意之说焉,则又欲其谨之于幽独隐微之奥,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若彼小人幽隐之间实为不善,而犹欲外托于善以自盖,则亦不可谓其全然不知善恶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恶,而又不能谨之,于独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沦陷于如此,而不自知耳。”

  朱熹将《大学》分成一经十传,对于《大学》提到“诚意”概念,曾子所做的传文中这样解释:“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这是一个否定式回答,没有正面告诉人们怎么做才能是“诚意”。

  有关学者从传世的史料中整理出朱熹与同时代学者交流、讨论的记述,注意到朱熹对其进行了长时间思考,并不断修改。

  朱熹早期曾认为,所谓“欲诚意”的“毋自欺”要解决“外为善,而中实未能免于不善之杂”,也就是说表面是善行,但是里面可能夹杂着不善的行为。

  朱熹60多岁时,又改为“知其为不善之杂,而又盖庇以为之”,也就是说,他认为自欺是明知道有不善的事,却有意掩盖。

  直到临终前,朱熹才在手稿中最终给“诚意”定论,他认为不能诚意的自欺存在三种情形:一是知道善举却不行动,反而加以掩盖;二是知善且有心为善,却受个人私欲的影响不去做;三是在根本上其所知的“善”,实为“不善”,则有心为善,客观上却成了为恶。

  明代书法家、文学家文徵明在这一珍贵手卷上题有跋文,其中写道:“右晦庵先生《中庸·或问诚意章》手稿,较今刊本,一字不异,盖定本也。”

  当然,在明代,朱熹编著的《四书》有各种传世版本,文徵明所依据的版本成书年代需要进一步考证。不过,他的跋文还是从另一侧面证明了这一手稿是朱熹晚年研究成果的重要结晶。

  《宋史》载:“疾且革,手书属其子在及门人范念德、黄干,拳拳以勉学及修正遗书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这段话说,晚年朱熹被革职,患有重病,临终前还手写著作并嘱咐儿子、门生好好学习,修正著作……一代大儒用实际行动完成了一生的儒学探究之旅。

  康熙升朱熹为大成殿“十哲之次”

  从“南宋朱熹行草书尺牍并《大学或问》手稿”的跋文中,人们知道当年朱熹的墨迹、手稿在宋末的战乱中散落到民间,到了元代,程洵的六世孙程敏中在金氏书斋中发现了这一手卷,并花重金购藏。

  手卷的第一篇跋文出自朱公迁,其为元代的直学士。其后是元代学者、诗人虞集,元末文学家李祁,礼部尚书汪泽民等的跋文。

  这一手卷在清乾隆年间进入清内府,清末被溥仪以赏赐的名义,将其连同其他一批名贵书画带到长春伪皇宫。日本战败投降后,归东北博物馆即今辽宁省博物馆收藏。

  张盈袖说:“这个手卷无论是其书法价值,还是朱熹著述的文献价值都非常重要,毕竟朱熹的历史地位太重要了。”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一生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本义》《楚辞集注》等。其中《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称《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是朱熹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在宋代形成的中华文化新经典。

  《清康熙实录》载: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康熙“谕大学士等……朕以为孔孟之后有禆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钜,应作何崇礼表彰,尔等会同九卿詹事科道详议具奏。寻大学士会同礼部等衙门议覆宋儒朱子配享孔庙,本在东庑先贤之列,今应遵上旨,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以昭表彰至意。从之。”在这则史料中,康熙不仅高度评价了朱熹的儒学成就,还将其从孔庙配享的地位提升到与十哲同列。

  孔庙是古代祭祀孔子的礼制性庙宇。据介绍,中国古代在大成殿孔子像的两侧,以及孔庙的东西两庑,还供奉着一大批圣哲先贤的塑像或者木主牌位,在每年举行祭孔大典活动的时候,由主祭官祭祀孔子,还要由各级官员来担任分献官,分别来到这些先贤先儒的塑像、牌位前,恭恭敬敬地进行祭拜。

  因此,在中国古代,死后能够配享孔庙,和孔子一起接受祭拜,是对读书人的至高褒奖。

  配享孔庙的礼仪始自唐开元八年(720年),唐玄宗诏令祭祀孔子时,将颜子、闵子骞等十人配享孔庙,称为“十哲”。宋咸淳三年(1267年),宋度宗到太学祭祀孔子,举行尊师的释菜礼,开始以颜渊、曾参、子思、孟轲配享,称为“四配”。清乾隆三年(1738年)又增加有若,称为“十二哲”。流传至今形成了孔庙孔子身旁供奉塑像的“四配”“十二哲”主要配享格局。

  塑像的“四配”“十二哲”中,只有朱熹一人不是孔子弟子。

  (本版图片由辽博提供)

  手记

  我们因何如此好奇

  本报记者 郭 平

  《列子·汤问》有一则人们熟知的寓言——两小儿辩日,最终孔子不能决也。

  我们查看史籍中关于朱熹的记述,也有一个相似的场景:朱熹自幼受教于父,聪明过人,想象力强。四岁时,其父朱松指日示曰:“此日也。”朱熹问:“日何所附?”朱松回答说:“附于天。”朱熹又追问道:“天何所附?”一席话问得朱松惊讶不已。

  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馆员张盈袖说:“我们知道,所有的发现和成果,都来自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到“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参观,记者注意到,与那些简单的陈列古代文物精品、那种炫宝似的展览不同,策展人员努力将馆藏的“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还原到历史当中,并且将蕴含在“唐宋八大家”文学、艺术、哲学成就中的文化发展脉络尽可能鲜明地呈现出来。

  具体到儒学在唐宋时期的发展过程,韩愈发现造成唐朝中晚期各种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儒学不兴,并且开始大声疾呼。

  到了朱熹时代,他用毕生精力研究儒学不兴的原因,注意到曾经在汉代兴盛的儒家经典《五经》所记述的郊祀、封禅等政教大典,到了唐宋时期,随着社会变迁已经不再主导,当时政教大典与社会生活、与现实严重脱离。

  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的义理系统,这个新的义理系统简而言之就是探求古代圣人编著《五经》时的内在思考,按照古代圣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不断地提升个人道德。

  正如《大学》开篇语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这种不断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传承,正如韩愈所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当年韩愈曾感叹:“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既表达了他要承担起传承儒学的愿望,也道出了深深的担忧。

  然而历史的发展消除了韩愈的这种担忧,不仅是宋明理学的发展,从历史发展来看,这种传承直到今天仍在,它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

责任编辑: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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