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张帆）作为2018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场活动，全国非遗曲艺周是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历史上首次实现127个国家级曲艺类非遗项目的集中会演。而将此活动定址天津，也是对天津曲艺类非遗项目存续传承工作的肯定。近日，著名曲艺理论家、曲艺作家高玉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梳理了天津的曲艺发展历史，揭示了这座中国北方曲艺重镇的成因。

　　高玉琮说，天津的曲艺蜚声全国，是我国北方的曲艺重镇、集聚地，并与北京曲艺构成了北方曲艺文化圈，在北方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与北京曲艺相比较，天津历史较短，但地理位置优越，外来人口众多，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所以，天津本土的曲种不多，可是，在天津曲艺史上外来曲种众多，且在天津得到迅速发展。”自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至今，天津的天津时调、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京东大鼓、相声都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在这六个曲种中，只有天津时调是名副其实的本土曲种，而其他五个曲种主要诞生在外省市。为什么外省市曲种能够成为天津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因为这些曲种在天津得以迅猛发展，并大多在天津产生了流派。这一切也正说明了天津曲艺也包括非遗项目的主要特点──传承，并在传承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

　　高玉琮以相声为例，解读了传统曲艺在天津的发展轨迹：“在相声界有公认的‘常氏’相声、‘马氏’相声、‘侯氏’相声，而‘常氏’相声和‘马氏’相声在天津形成，‘侯氏’相声也是在天津起步。北京相声艺人把相声带到了天津，并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天津籍本土艺人，相声在天津得到有序地传承。上世纪九十年代，相声一度出现衰落。又是天津几位老演员成立了相声艺术团，恢复了传统的小剧场演出，带动了全国的‘茶馆相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相声再次繁荣。”与相声类似，梅花大鼓原称梅花调，而于1917年来天津演出的金万昌演唱的是经过改革的梅花调，并在这一曲种正式定名为梅花大鼓；京韵大鼓源于河北的木板大鼓，在天津经改革后形成京韵大鼓，并在天津产生了张小轩、刘宝全、白云鹏、骆玉笙所创造的四个流派，该曲种在曲艺演出中成为“攒底”节目；西河大鼓源头也是在河北，清同治九年，几个支系的代表人物来天津演出，这个曲种也是在天津定名，大多流派也是在天津形成。

　　天津何以能够成为曲艺沃土？高玉琮认为，天津6个非遗曲种的传承自始至终不曾间断，且每一代都有优秀传人。“这种传承能够有序、健康、脚踏实地，因为天津有着浓郁的曲艺氛围，有着无数的曲艺观众。”在他看来，“传承”不仅在艺术的继承者之间传递，也在观众中代有传人，“‘观众是衣食父母’这句话对于演员来说，永不过时。任何一个曲种一旦没有观众欣赏，这个曲种就会消失。所以观众是一个曲种传承、发展的重要支撑。观众是由演员培养的，反过来，演员培养观众也至关重要。天津观众爱曲艺，懂曲艺，也因此保证了天津曲艺的曲种多样化，发展多元化，农村曲种城市化。外来曲种成为天津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是最大的特点，良好的氛围则是传承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