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在著名指挥陈燮阳的带领下，第一次来到北京的苏州交响乐团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接力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献上了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第二场音乐会。

　　为了顺利完成这次“进京赶考”的任务，在曲目的设计上，苏交用了不少心思。“我称朱践耳先生是‘伟大的作曲家’。”陈燮阳说，“他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驻团作曲家，我在上交工作的时候，他的作品都是由我和乐团录制唱片、出版总谱。朱先生的作品对年轻的苏交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借这次机会，让北京的观众检验一下苏交的水平。”

　　去年，朱践耳病逝。但有些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在上海闻名遐迩的作曲家写出的众多作品一直很少在北京演出，除了那曲传唱多年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观众对朱践耳的交响乐作品了解得并不算多。考虑到种种因素，最终，苏交决定用一场朱践耳专场音乐会完成自己的北京首秀：上半场是《第二交响曲》和唢呐协奏曲《天乐》，下半场则是更加通俗易懂的《南海渔歌》第一、第二组曲。

　　值得一提的是，苏交的演奏家中，外籍乐手所占的比例达到了60%以上，例如，4名打击乐手都是外国人，在音乐会中，他们要演奏木鱼、大锣、大鼓、钟等多种中国乐器——这样一支乐团，到底能不能吃透中国作品的内涵呢？对此，苏交的团长陈光宪并不担心：“现代中国作曲家的作曲技法都是国际化的，我觉得他们完全能够理解。而且我们的乐手都是职业演奏家，他们对音乐很执着，也很愿意尝试。音乐是国际的语言，我相信对大家来说是不会有隔阂的。”

　　在昨天的演出现场，很多观众都注意到，《第二交响曲》中时常会出现一缕幽怨又有些“诡异”的声音。每当这个声音响起，都有好奇的观众开始翻看节目单上的介绍，或是彼此低声地交谈两句——正对着指挥台的位置上，身穿一袭白衣的演奏家杜恩武手持一把形似锯子的特殊乐器，贯穿乐曲中的“奇怪”声音，正是由它发出的。为了找到胜任这首作品中“锯琴”演奏任务的乐手，陈燮阳花了很大力气。“我们原来的锯琴演奏家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虽然他也很想参加这次演出，但考虑到他的情况，确实不太适合了。”为此，陈燮阳多方打听，从上海一路找到北京，才在东方歌舞团找到了杜恩武。

　　此外，为《天乐》担任唢呐吹奏的胡晨韵也是苏交特地从上海民族乐团邀请过来的。苏交的乐手同样为这次演出做了充足的准备。在赶赴北京之前，苏交在音乐总监陈燮阳的带领下“集训”了五天。直到4月9日上午，他们才和胡晨韵完成了最后一次行前排练。说起与苏交的首次合作，胡晨韵用“想不到”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实在想不到这支年轻乐团的士气和水平都是如此之高。”

　　本报记者 高倩 J267

　　快访

　　中国交响乐曾经5块钱一张票都卖不出去

　　2016年4月，德国小提琴演奏家安妮·索菲·穆特接到了陈光宪的电话。“听说要邀请我来参加苏州交响乐团的新年音乐会，这个乐团怎么样？” 安妮·索菲·穆特在电话那头兴奋地问道。面对这样热情的询问，陈光宪有点为难，想了一会儿，他回答道：“现在苏州交响乐团还没成立呢。”

　　2018年4月10日，北京南站走出了一批背着琴盒、拖着行李的演奏家。年轻的他们意气风发，还有不少是和自己的中国朋友说说笑笑的“老外”，这让车站里行色匆匆的旅客都忍不住多瞧上几眼——两年时间里，苏州交响乐团从无到有。在作为团长的陈光宪看来，它的诞生，也是当代中国交响乐飞速发展的缩影。

　　2016年3月，从上海交响乐团卸任的陈光宪来到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不久后就收到了组建苏州交响乐团的邀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陈光宪欣然同意，但与此同时，他和陈燮阳、许忠等几位组建者也都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其他的还好，但大家希望能在2016年12月31日办一场新年音乐会，而且已经邀请了安妮·索菲·穆特做独奏。”于是，就有了上面那通略显尴尬的电话。“你要相信我一定能把乐团和演出做得很好。”陈光宪最后向安妮·索菲·穆特这样保证道。

　　充分考虑了苏州的城市规模、地理条件等种种因素后，陈光宪并没有打算把苏交建成一个堪比上海交响乐团120人建制的大团。“苏州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城市，乐团有80个人就差不多了。如果有大作品要演，我们可以从上海借人，两个城市离得很近，这样是比较合适的做法。”2016年4月，苏交的招聘正式开始了。“苏州政府想要做一个职业化的交响乐团，只从学生里挑人肯定是不够的，而且中国交响乐是大家共同发展的事业，我们不能从同行那里挖人。”于是，苏交决定把大门向全世界的乐手敞开。陈光宪和组建团队不仅去了上海和北京，还曾远赴欧洲和美国挑选乐手。经过了半年多的努力，一个汇集了18个国家、60多名乐手的乐团终于有了雏形。“以后我们会争取把乐团发展到80多人，要一直有新鲜的血液进来，而且团里一些不合适的乐手也要及时地进行替换，所以苏交的招聘现在还是在进行的。”

　　2017年，苏州交响乐团开启了第一个乐季，前后上演了三十多场音乐会。其间，他们还曾去往法国、德国等地演出。看着每次近乎百分之百的上座率，陈光宪感慨万千：“差不多二十年前我还在上交的时候，有一场很好的音乐会，五块钱一张票都卖不出去。我觉得不甘心，就到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门口摆了个摊子，但我看到学生们坐出租车回学校，这个钱比门票贵多了，他们也不愿意出这五块钱。”

　　在担任苏交团长的同时，陈光宪还任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在苏交成立的同时，陈光宪也亲眼见证着中国交响乐的蓬勃发展。“五年前我们成立交响乐团联盟的时候，只有四五十个交响乐团，而且还有一些是歌剧舞剧院自己的乐队。去年，联盟已经有了80多个乐团。除了苏交，还有很多新的交响乐团成立，比如宁波交响乐团、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原来联盟会议的时候，大家都是‘抱团取暖’，说‘哎呀我们没钱，我们过得很痛苦，工资发不出来，演出没人看’，现在我经常听到大家说的是‘政府给拨了一批款，我们买了新的乐器’。”此外，作曲家们不断有新作问世，也给了乐团更多演出和尝试的机会。

　　在陈光宪看来，中国交响乐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几代前辈四处奔走的普及和推广。“现在音乐会吸引的都是年轻的观众，我相信随着一代一代的积累，我们的交响乐事业会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 高倩 J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