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贵族卧姿合餐。

　　鸿门宴（可以看出分餐制）。

　　《宋徽宗十八学士图》（局部）。

　　欧洲中世纪宴会长桌与观宴者。

　　疫情期间，复工的人们执行分餐制以防范交叉感染。其实，在历史上，中国曾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分餐制的国家，而西方文明中最早的饮食文化则是合餐。中国人非常熟悉的“筵席”一词，本身就带有分餐的意思。

　　罗马人躺着合餐，周朝人“筵席”分餐

　　说来奇妙，如今普遍采用分餐制的西方在其文明发源中心罗马一开始采用的是合餐，而今天喜欢共举箸的中国，却在西周时就成为筵席分餐文化的先行者，甚至连“筵席”一词，本身也有分餐的意思。

　　筵和席实为同义词，都是一人一设，铺置于地上的坐具，区别在于筵长席短，筵大席小，筵上加席。按照《周礼》的记载，“设席之法，先设者皆言筵，后加者为席”，之后“案、俎、几”等贵族使用的小餐桌也开始置于筵席之上，时间久了，“筵席”二字便合成一个词语。这样的坐具既适应先秦时代较为低矮的建筑空间，更适合长袍广袖、以“绔”为下装的坐姿礼仪。所以今天人们提到“大摆筵席”，很容易想到围坐一桌、觥筹交错的热闹，但西周时铺筵设席的景象却是贵族们正襟危坐、分坐分食。“筵席”之上分坐分食，体现的是一种礼仪——“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坐在筵席上吃饭得有规矩。在西周燕飨国宾、册封、祭祀等重大场合，从入席退席的顺序、座次尊卑，到席间礼仪，处处都有严格的区分。如《礼记·礼器》里的“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又如《论语·乡党》里的“席不正，不坐。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论语·乡党》属于平民化饮食的“乡饮酒礼”，说明中国早期的分餐制度从贵族的饮食礼仪出发，借助儒家道德教化的东风，自上而下传播成主流的饮食文化。

　　“筵席”只是西周以物器为礼仪教化的一个侧面，除了坐具，分餐的餐具和食物也是构成礼制和阶层隔离的组成部分。最典型的餐具莫过于鼎，这种由烹饪工具转变为专盛肉食的食具，因为“天子食九鼎，王食七鼎，诸侯食五鼎，大夫食三鼎。击钟列鼎而食者必属贵族”的等级分餐，顺势成为“钟鸣鼎食之家”的身份展现与“楚王问鼎”中的权力象征。举杯饮酒时，周礼也依身份对饮具有严格区分：“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音zhì），卑者举角。”（《礼记·礼器》）至于食物，分餐制度更为身份区别提供了便利。西周时的酱料多由珍贵的鱼、肉制成，又被称为“醯醢（音xī hǎi）”，可以说是舌尖上的奢侈品。秦代《传食律》里就曾规定官员、使者及卒人等各色人等依据身份能配给多少种酱——而周天子每次正餐都要遵循制度，摆满六十个“醢”的品种。

　　最开始的罗马人习惯坐在桌边吃饭，但从公元前4世纪起，受希腊人的影响，斜躺着吃饭成了罗马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用餐时，身份最低者站立一旁，高一级的坐着吃饭，最高级别则可以斜躺着被服侍用餐。配合斜卧姿势的卧榻一般在同一间屋子里会摆设三张，每张大小可以容纳三人。三张卧榻以马蹄形放置，餐桌就摆在马蹄形的中央，确保头朝桌子斜躺的用餐者右手可拿到食物（此时刀叉等餐具还没有出现，取食主要用勺子或手）。对于躺着用餐的人来说，不仅他们的位置不分餐，食物也是大家一起共享，这样的用餐模式毫无疑问是彻底的“合餐”。罗马宴请的风俗特点在东方文化看来成何体统，但躺着吃饭也有自己的一套“用餐礼仪”，躺卧的位置有尊卑之分，赴宴必须衣着托加（罗马长袍）以示对主人的尊重，有时在宴会中途还要更换一次托加。

　　历史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分餐与合餐的模式同一时代里都会同时存在。更进一步说，既然分餐要以充足的餐具作为物质条件，那么相较于“击钟列鼎而食”的贵族，近代以前的社会底层自然更多采用合餐的方式。罗马贵族用手抓食物或许是一时潮流，对于东西方的平民来说却是生活所迫。《礼记·曲礼》记载：（平民）“饭食毋以箸，共饭不泽手。”吃饭没有筷子，东西都是装在一个碗里大家一起吃，平民的就餐礼仪是要保持手部清洁卫生。欧洲也有长期的共饭饮食模式，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欧洲中下层的家具餐具非常简陋、紧缺，中世纪的家庭聚餐通常几人共用一个水壶和木碗——西方上下阶层普遍流行的分餐制，其实是近代以来才开始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