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第三代摹印传人猝然离去一身绝学无人继承

　　◎京范儿

　　日前，笔者惊闻故宫第三代摹印传人沈伟先生驾鹤西去，年仅55岁。英年早逝实在令人伤痛，而他30多年来潜心钻研的摹印绝活如果没有传人，很可能就此失传，更是让人扼腕叹息。

　　几年前，笔者曾深入故宫拜访沈伟先生，和他交谈数小时。记忆中的他气质儒雅，笑容温和，令人如沐春风。那时候，故宫文物医院尚未建成，《我在故宫修文物》里拍的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还在一个院子里，位置是昔日的“冷宫”，沈伟就在这里工作。

　　那座院子和院子里的人，甚至院子里的葫芦和猫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走出院子的时候，我禁不住感慨，有一种“任性”就叫作在故宫工作，沈伟先生让我第一次看到了故宫专家们不为人知的深宫生活。

　　山石盆景、小葫芦、鸟笼子、小风筝、蛐蛐罐儿……这是工作的地方吗

　　那一年，《我在故宫修文物》爆红，但是这片“冷宫”和以前默默无闻的很多年并没有什么不同，依然是一片寂静的宫苑。朱漆凋落的宫门里安装了现代的门禁系统，工作人员刷卡进门，外人很难进入。

　　沈伟带着我进了门，进门之后是一条幽深的过道，墙根儿的自行车棚里有上百辆自行车，据说这是“宫里人”最喜欢的交通工具。越过红色的宫墙可以看见一排排起伏的屋脊，这里有好几个相互毗邻的大四合院，是木器、织绣、青铜、钟表、瓷器、漆器、镶嵌、书画等十多个小组的办公地。

　　沈伟工作的“书画复制组”就在其中一个四合院中，院子很大，种着核桃树、柿子树、海棠树，果实累累；丝瓜秧沿着树爬得比屋顶还高，硕大的丝瓜在头顶上摇晃；青皮的大葫芦还剩下一两个，寂寞地挂在架子上……“春天的时候院子开满了花，特别漂亮，秋天就可以摘果子了，现在只剩下高处的柿子打不下来。”沈伟说。

　　很多年来，沈伟每天的习惯是7点半提前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给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浇水。他关心每一个葫芦长成的样子，甄选之后他会摘下来做成葫芦罐养蝈蝈，或者精心雕刻成工艺品。他还曾经在红色的宫墙根儿下种过西红柿和玉米，收获季节他像一个骄傲的农民一样在玉米前照了张相，据说那片玉米成了故宫一景。

　　浇完了花，沈伟有时候还会喂猫，他给这两只野猫起名“花子”和“灰子”，它们是这里的“宫宠”，夏天趴在红色的窗棂边，冬天趴在暖气上，憨态可掬。沈伟特别喜欢小动物，看到它们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

　　做完这些事，沈伟走进院中最敞亮的北房，门楣上挂着“书画修复组”的小牌子。几百年的老建筑了，虽然柱子上的漆色已经斑驳，但是那种典雅和讲究绝非一般房子可比，用沈伟的话说，这房子“接地气儿，让人特别舒坦”。

　　走到沈伟的办公桌边，通常会大吃一惊，会禁不住产生疑问，这是工作的地方吗？桌前是清水流淌的山石盆景，窗柩上挂着一串串小葫芦，还有鸟笼子、小风筝、蛐蛐罐儿散落在周围，全都是他喜欢的玩意儿。

　　沈伟坐在桌前，望了望窗外，那一天北京没有雾霾，初冬暖暖的阳光照进来，在桌上投下柔和的阴影，他笑了，“这么好的阳光，心情也不错，干活！”

　　沈伟在“南三所”的工作就是这么任性，营造自己最舒服的环境，调试出最好的心情，这里的规矩是“不加班，不赶活”，为的就是拿出最好的工作状态。尤其是沈伟的“摹印”，摹印是古书画临摹的最后一环，要求仿刻的印章要与真迹一模一样，就连盖上去的效果也得形神具备，和原作看不出一丝差别。

　　“一张古画别人临摹了好几个月，花了无数心血，我这最后一个章，要是盖坏了，不是前功尽弃吗？所以绝不能出一丁点差错。”30年来，沈伟雕刻仿制了1000多枚古印，在临摹的书画上盖了上万个印章，没出过一点差池。

　　“南陈北金”中的“金”，是沈伟的太师父

　　沈伟从摹印室的大柜里，小心翼翼地取出几个盒子，里面装得满满的都是他仿制的古印，外行人看不出什么门道，行家一解释才知道，印章方寸之躯却各朝各代风格迥异，魏晋之前的印章大都稚拙、率真、雄浑，隋唐之后则严谨中平、雍容饱满，宋印更为曲折婉转、疏密相当。有的印只一个字，形如图画，有的印却密密麻麻二十多字，千回百转。

　　印章在中国流行了2000多年。吴昌硕的《西泠印社记》说：“印之佩，见于六国，著于秦，盛于汉。”宋元以后，印章艺术和文人书画结合，出现了除镌刻姓名、斋室、官职以外的闲章，一时风气颇盛，后来闲章逐渐成为书画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枚好的闲章，除了让人玩味，还显露了篆刻家和书画家艺术水平的高低，方寸之间，可谓大有乾坤。

　　沈伟解释说，摹印是和古书画的复制联系在一起的，故宫的文物专家们不但负责修复文物，还从事文物古画的临摹复制，这种传统从唐宋时代的画院就开始了，正是因为唐宋等后代画师临摹了大量古书画，才使得后人能够一窥唐代以前诸多失传名作的样貌。故宫书画复制组的专家临摹一幅《清明上河图》就用了10年的时间，摹本也成为珍贵文物被故宫博物院收藏。印章作为古书画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复制中尤为重要。

　　故宫博物院第一代摹印专家是篆刻名家金禹民，也就是沈伟的“太师父”，金先生1949年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沈伟1983年进入故宫工作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一年，所以未曾谋面，沈伟深以为憾。

　　中国印坛曾有“南陈北金”的说法，“北金”指的就是北派篆刻的代表人物金禹民，他从师寿石工，广涉古玺汉印，擅书法篆刻，尤精印钮雕刻，旁及汉砖、制砚、刻碑、刻竹及瓷器、铜器鉴定，齐白石、徐悲鸿等名家都对金禹民的作品给予过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聘请金禹民先生为“文艺技术员”，专职从事古代书法、篆刻真品的复制和研究，他为故宫复制的历代名章，均可乱真，据说当时观者无不赞叹：“逼似原作！”

　　故宫摹印第二代传人是刘玉，也就是沈伟的师父。刘玉并非科班出身，他中学毕业被招进故宫，一直在木工组工作，因为心灵手巧，悟性颇高，30多岁从头学习摹印，终成一代名师专家。

　　“我师父特别不爱说话，1986年他选择我作为故宫摹印的第三代传人，当时我还有些吃惊。他说观察我很久了，觉得我能干这个，他不会看错人。”当时沈伟从国家文物局办的唯一一届文物职高班毕业，分到故宫青铜组，已经复制了3年青铜器。他的业余爱好是篆刻，没事儿就喜欢摆弄石头，大概师父觉得这个年轻人能坐得住，最终选择沈伟作为自己的唯一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