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第三极”

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的脚步（上）

　　▲喜马拉雅南麓的墨脱树蕨。

　　青藏队在进藏途中遭遇大滑坡。

　　◀青藏队队员在科考途中（左二为孙鸿烈）。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是“地球第三极”，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战略资源储备基地，也是亚洲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

　　2017年，我国启动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去年9月，首期研究成果在拉萨发布，主要涉及青藏高原的最新隆起研究、气候变暖变湿引起“亚洲水塔”加速液化和失衡、青藏高原变绿背景下的潜在风险、青藏高原天气气候效应和大气研究等。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将持续5年至10年，目前仍是进行时。而属于完成时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对很多人来说，似乎有些遥远了。

　　我们需要把时光回溯到40多年前。

　　1973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成立，拉开了对青藏高原进行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的序幕。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

　　正在进行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以揭示环境变化机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为科学目标；40多年前开始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则是一次“科学大发现”，是中国第一次用系统的、科学的方式，丈量地球第三极。

　　中国科考的空白

　　“到1907年1月为止，我们对行星面上的这部分与对月球背面同样一无所知。”

　　这句话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写在他的著作《亚洲腹地旅行记》之中。“行星面上的这部分”指的就是青藏高原。

　　这句话说得有些夸张，很大程度上是斯文·赫定在自夸，凸显他的成就。不过，他确实有资格这样说——斯文·赫定是第一个到达西藏的西方人，也是第一个把科学考察的概念带上青藏高原的人。

　　斯文·赫定所处的时代，影响人类历史、改变世界地理认知的“地理大发现”刚刚过去，它的余波正引发着世界范围的探险热潮。

　　“地理大发现”是指15世纪至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船队为寻找新的航线和贸易伙伴而远航世界各大洋。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一大批著名的航海家、探险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新大陆、新航线，把各大洲联系起来，也勾勒出了真实的世界版图。

　　到19世纪的时候，“地理大发现”引发的探险浪潮，变成了“向地图中的空白点宣战”，一支支探险队向着不为人所知的神秘之境挺进。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单枪匹马的无名之辈，凭借测绘了一条热带雨林中的河流，或标明某个处女峰的海拔，就在一夜之间名扬天下。

　　1893年至1935年期间，斯文·赫定先后四次到达中国西部，调查了帕米尔山脉、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博斯腾湖，发现了楼兰古城，并首次描述了罗布泊沙漠雅丹地貌的成因，这些成果让他成为蜚声世界的探险家。在青藏高原，斯文·赫定到达了玛旁雍错湖与冈仁波齐峰，填补了地图上西藏的大片空白。

　　西藏的探险让斯文·赫定付出了极大代价。他的随从先后死去十几人，牲口则几乎全军覆没，能活着出来的只有十分之一。他对此始终心有余悸。“那是人和牧群都无法生存的地方，在那里时刻都感到有如产妇难产之痛苦”，多年以后，斯文·赫定这样写道。

　　踏足青藏高原的西方人不少，但是就科学考察来说，广袤的青藏高原还有太多空白，那里仍是一片神秘之地。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地质学家都没有真正进入西藏腹地，甚至没有一位西方科学家到达拉萨。即便是斯文·赫定，也只是在藏北转了个圈，只能在达尔果神山向拉萨的方向遥望一下而已。

　　中国的科学家踏上青藏高原，要等到上世纪30年代。现代科学在中国初建，中国人开始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样能够攀登科学高峰。这其中，最被后人感念的是两位独行侠式的传奇人物：植物学家刘慎谔和气象学家徐近之。

　　刘慎谔从法国学成归来，担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所主任。1932年，他随着当年的西北考察团完成新疆的考察任务后，独自一人取道西昆仑古里雅山口，穿行藏北高原西侧，一直走到了印度境内。那一年，刘慎谔带回了两千多号高原植物标本。

　　徐近之则是受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的委派，担任资源委员会青藏调查员，于1934年随商队自青海进藏。途程3个月，徐近之一路观察气候，记录温度，测量海拔，留下了中国人对青藏高原最早的科学观测。他还在拉萨建立了高原上第一个测候所。

　　与此同时，中山大学组织贡嘎山地理和生物考察，植物学家王启无到西藏察隅县察瓦龙地区进行植物调查采集，植物学家吴征镒在抗战期间登临白马雪山……

　　地质学家孙健初，在抗日战争期间在玉门为祖国找到了第一块油田，被称为“中国石油之父”。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健初也是最早登上青藏高原的中国科学家之一。1935年，他受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委托，负责甘肃、青海、宁夏地质调查，成为首批跨越祁连山南北进行地质填图的先行者。

　　那时的孙健初不会想到，许多年以后，他的儿子会成为中国青藏高原科考的领军人，在青藏高原上比自己走得更高、更远、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