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广东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作出决定并发文，由《广州大典》编纂委员会和研究中心负责二期编纂工作，内容为民国时期广东文献汇编，地域范围扩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广东区域（包含海南和今属广西的钦州、廉州地区）。据介绍，民国虽然时间跨度不大，但各类文献浩如烟海、种类繁多。从三年多来初步调查情况看，纸质文献多半以上酸化脆化严重，如不及时抢救保护恐毁于一旦，“民国文献断层”绝不是危言耸听，抢救民国文献迫在眉睫。

　　仅核对扫描件便能堆30层大厦高、总重量达一吨的大典，如何登上寻常读者的书桌？记者在研讨会上获悉，待解决部分文献版权问题后，《广州大典》电子版将争取在明年上线，供广大读者在线浏览总字数为3亿多、纸质本定价逾40万元的大典全本。这标志着《广州大典》正式步入互联网阅读时代，逐渐走进普罗大众之中。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广州大典》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春声

　　为后辈学者提供

　　更加便利的研究条件

　　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更坚实学术基础

　　“《广州大典》作为一部大型的历史文献丛书，无愧为中国地方文献搜集、整理、编纂和出版工作的一个典型范例。利用《广州大典》开展的学术研究已经成果丰硕，其嘉惠学人的贡献正在逐渐明显地呈现。”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广州大典》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春声在受访时说。

　　陈春声表示，以《广州大典》为例，当中收录的4064种文献，来自海内外各公藏机构和个人收藏，不但包含了历代与广州相关的儒学著作、正史、政书、方志等常见的历史文献，还收录了大量的族谱、契约、碑刻、宗教科仪书、账本、私人手稿、笔记等可以称为“民间文书”的著述。他形容，这样的工作不仅具有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背景之下“抢救”物质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也不仅只具有学术积累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大量收集和整理民间文书、地方文献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有自己特色的民间与地方文献的解读方法、分析工具，是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建立于更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的关键环节。

　　“感谢《广州大典》丰厚且具有永恒意义的学术积累、学术追求，为后辈学者提供了更加便利的研究条件。”陈春声展望，“《广州大典》的横空出世，对文史哲专业师生的学习研究，具有莫大助益，功德将惠及今后几代人乃至逾百年。”

　　新一代史学家要“出思想”

　　陈春声说，中国学术界正在经历“世代交替”的历史性变化，新的学术世代正在数据可视化、数字仓储、文本发掘、多媒体出版、虛拟现实等所谓“数字人文”的背景下成长起来。

　　陈春声表示，传统时代的人文学者皓首穷经，有时可依赖对冷僻资料的占有、对新资料的发现、对浩瀚文献中某个词句的挖掘或解读而对学术有所贡献。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占有所谓冷僻资料或发现新资料这类具有“学术积累”意义的工作，已经越来越成为普通史学工作者日常研究过程的一部分，“毫无惊喜可言”。

　　陈春声认为，如此一来，对新一代史学家的学术生命而言，更大的理论关怀和超越具体研究课题的问题意识，可能已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出思想”与否，或许会成为新学术世代里衡量学术研究成果优劣高低的更重要尺度。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

　　以地方记忆

　　建构中国记忆

　　收录品种之多超过《四库全书》

　　在《广州大典》编纂过程中，国家图书馆提供的文献底本数量位居第三，仅次于广州本土的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可谓鼎力相助。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昨天表示，40年前，广东和广州在全国率先推进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吹响了中华民族走向富强和腾飞的号角。

　　“文化作为精神食粮滋润着每位广州市民，促进了广州向高素质、更文明的世界级都市迈进。”张志清表示，承载着数千年岭南文明积淀的《广州大典》面世，这一伟大工程巨细靡遗地把散藏在全国各地的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古代文献典籍收录、整理、编纂、出版，收录品种之多超过了《四库全书》的规模。这是历史上首次编纂的广州地域全书，为保证国家文化安全、传承广州文化和岭南文脉做出了卓越贡献。《广州大典》还采用印刷人民币的无酸棉质纸，使保存时间延长到数百年。

　　张志清说，这是广东为全国提供的一个示范，堪称中华古籍再生性保护的典范，“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为广州同仁的不朽文化功绩感到由衷赞叹。”

　　让地方文献典籍成联系中华儿女家国情的纽带

　　张志清说，从地域视角上说，“中国记忆”就是各地方记忆的集合。“中国记忆”的完整体系需要在地方记忆的基础上整合，这是当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特点。因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重视作为中华民族整体的精神家园的作用，也要重视地方文化的特殊性。

　　地方文化典籍是地方记忆、精神家园，地方文化典籍丛书则是全面反映、承载地方文脉的标志。如早期的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差异较大，但魏晋以来，大族南迁、佛法北上、释教分脉、三教交融、西学东渐、洞开眼界，岭南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部分，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广州大典》充分反映了这些特点。

　　张志清表示，编纂地方文献典籍丛书应根据时代特点选择分类，保持中华传统文化体系的框架，同时兼顾地方文化特点，便于未来形成完整的“中国记忆”。他认为，《广州大典》的编排经验可供全国参考，未来还可以在华侨海外奋斗史等方面多下功夫，让地方文献典籍成为联系中华儿女家国情的文化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