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用重臣，严惩积弊
为进一步清除崇文门关税务之弊，清廷通过不断调整惩治措施及委派亲信官员管理崇关两大方式来应对。雍正二年发布“剔弊四条、便商四条、设口二条”，其中剔弊四条分别是缎纱、䌷绫、大羢等物按丈尺纳税，獭皮按照价值纳税。清朝历代皇帝也多次强调对于税关弊政应严加惩处，“如有需索情弊……从重惩办”。同时，在监督选拔和任用上，“崇文门税差多蒙皇上特简大员管理”。乾隆朝因“崇文门税务殷繁，不无滋弊，恐胥役从中需索有累商民”，所以“特派亲信大臣”进行管理。因此，崇文门关监督任职名单中不乏鼎鼎大名的大臣，乾隆朝时“目今即系阿里衮，上任则系舒赫德，溯此而上则为大学士傅恒”，可见朝廷对于崇文门税务之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在崇文门关被勒索的人员，除了一般客商行旅之外，也多有各地的官员及士子。后者在崇关的遭遇往往会被上奏皇帝或者书写下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崇文门关弊政的传播。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七，御史汪新弹劾崇文门弊政，后经查明则仅为“巡役要去饭钱三百文”，虽有需索之事，但决不至于如御史所言崇文门关管理“横行无忌，全无过问者”。实际上，明清时期的北京作为“天下总汇之区”，每日进城货物及行旅往来众多，作为征收进城货物关税的总税关，崇文门关每日验视的商货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可能正是它在税收过程中出现问题较多且被诟病的重要原因。
民国以后，崇文门关税成为北洋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一度是北方军阀间相互抢夺的军费来源。1928年都城南迁之后，北平各界认为崇文门关的存在阻碍了城市工商业的繁荣，请愿废除崇文门关，并最终于1930年正式撤销。从此，存在了四百多年的“天下第一税关”——崇文门关成为历史。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
有此一说
“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管崇文门”
《郎潜纪闻三笔》载：“天下榷税之关，以京师崇文门胥吏为最侈且暴。言官屡劾，谕旨屡诫，而积习如故也。”曾有吴江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陛见，经过崇文门时关吏所索过奢，陆姓官员实在无力承担，只好将他的行李都寄存在城外，只身带领一个仆人进城，这样才能免于被税之困扰。他说：“我有身耳，何税为。既入，从故人借衾褥，事竣还之而去。”
乾隆五十一年，御史曹锡宝上奏，有和珅家人刘秃子，本为和家一名车夫，但是日常生活“服用奢侈，器具完美”，怀疑因其“一向派在崇文门税务上照管一切……代理税务有年”，借征税之名擅自加增税课才有如此奢华的生活。虽然证据并未坐实，但经理崇文门人员的优渥收益确实屡载史册。另外当时有很多不法商人与崇文门官吏相互勾结以侵吞税课。如酒税是崇文门关征税的主要来源，酒也就成为商人偷漏税款的主要商品之一。据道光二十八年奏报，近年来“贩运私酒愈出愈奇逐队成群，背负肩挑明目张胆，动即拒捕。虽经缉获多起，仍复依然走私，其余卖放包私之弊，更不一而足”。当年有人戏言“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管崇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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