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美
崇文门是明清时期北京内城九门之一。明代大运河终点从积水潭改到通州之后,崇文门成为经由水路到达北京城的重要通道。明初崇文门即设有征税宣课司,到明中期成为京城总税关,并一直沿用到清朝。明清时期北京作为都城,庞大的皇室以及各级官僚衙署、文人士子等聚集在北京,这里也成为全国范围内最大的消费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携带各式商品纷至沓来,以满足北京城的日用所需。这些客旅商货都需在崇文门登记报税,故崇文门关也有了“天下第一关”之誉。
“鬼门关”难过
明清时期的北京,每日往来行旅众多,有回京述职的官员、进京赶考的士子、贩卖货物的商人等等。不同身份、不同目的的客旅,每日穿梭在京城内外,作为京城总税关的崇文门关便尤其显得忙碌拥滞。如何区分商货还是寻常行李,对于崇关胥吏来说是个巨大的难题。这一方面增加了客贩偷税漏税的可能,同时也给管关人员克扣行旅提供了便利,故崇文门关又有“鬼门关”之称。
乾隆二十九年,御史汪新因携带箱子进城被崇文门关胥役勒索钱300文。嘉庆五年二月,一监生进京过卢沟桥时被讹索,到了广宁门又被拦阻勒索,该监生因所携钱款已在卢沟桥用尽无可给予,所以无法正常进城。他只好绕道,最后守候两昼夜才得以进京。即使是权重一方的封疆大吏,通过崇文门关也并非易事。据记载,左宗棠回京述职时亦曾被崇文门管关人员勒索四万两白银,屡经沟通才被放行。
真假海巡,招摇撞骗
京城道路四通八达,为严防进城货商偷漏税款,崇文门关还委派了一支特殊的巡查队伍——海巡。然而这支行动灵活的稽查队伍,也是崇关弊政的一个缩影。嘉庆十七年八月十九,崇文门税务监督吉纶奏报:因稽查透漏责在海巡正副监督,所派家人不过数名,所以不得不雇人帮同巡查。然而近畿地方辽阔,究属鞭长莫及。因此有“市井无籍匪徒散布四方冒称海巡,多至百数十人,名为稽查,藉以索诈,俗谓之图人白役,甚或勾通不肖胥役私收私放”,进而导致崇文门税课“遽形短绌”。
道光十年,因税局巡役过多,又有这些巡役的亲戚及熟识的闲杂人等向该管委员“请讨谕帖”,借此与商贩等人勾结偷税漏税及勒索商旅,导致往来官民人等将崇文门关视为畏途。如遇有装载行李车辆到门,每一个衣箱索取银四两至八两、十两不等;有奸商私贩违禁等物夹带进城,胥吏等收受贿赂然后私自放行。道光十九年时,连皇帝也认为崇文门宣课司设立海巡,原以“访拏偷漏为慎重税课起见”,然而近来所派海巡并不亲赴稽查,“以跟役私人为耳目,以致招集市井无赖讹诈客商扰害行旅,种种不法情殊可恶”。
防止偷漏,增设税口
为防止货物私运进城,崇文门关在进城的主要通道均设置了分税口或者稽查机构。清代崇文门关的总税口位于崇文门外大街,同时又在卢沟桥、板桥、东坝等地设了多处分税口。商货走水路经运河至通州上岸,再由朝阳门外大道入朝阳门,至崇文门纳税。卢沟桥至广安门是西路进城的主要陆路通道,因将卢沟桥设为分税口,在此设役巡查。
“崇文门所过一切官办物料、客商货物及行李,车驮如从陆路进京者,俱由卢沟桥税局查明件数,送广宁门转押,崇文门税署查验有无输税,分别放行,此向来办理之章程也。”其中板桥和东坝两处税口的设置,则是因其为货物偷漏的主要道路。史书记载:板桥为卢沟桥绕道,客商货物多由板桥走漏,在此设置稽查口。东坝“原非通州、张家湾大路,因有土人将进京货物绕道至东坝私卸隐藏,再逐日暗运”,故在此设役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