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美

　　崇文门是明清时期北京内城九门之一。明代大运河终点从积水潭改到通州之后，崇文门成为经由水路到达北京城的重要通道。明初崇文门即设有征税宣课司，到明中期成为京城总税关，并一直沿用到清朝。明清时期北京作为都城，庞大的皇室以及各级官僚衙署、文人士子等聚集在北京，这里也成为全国范围内最大的消费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携带各式商品纷至沓来，以满足北京城的日用所需。这些客旅商货都需在崇文门登记报税，故崇文门关也有了“天下第一关”之誉。

　　“鬼门关”难过

　　明清时期的北京，每日往来行旅众多，有回京述职的官员、进京赶考的士子、贩卖货物的商人等等。不同身份、不同目的的客旅，每日穿梭在京城内外，作为京城总税关的崇文门关便尤其显得忙碌拥滞。如何区分商货还是寻常行李，对于崇关胥吏来说是个巨大的难题。这一方面增加了客贩偷税漏税的可能，同时也给管关人员克扣行旅提供了便利，故崇文门关又有“鬼门关”之称。

　　乾隆二十九年，御史汪新因携带箱子进城被崇文门关胥役勒索钱300文。嘉庆五年二月，一监生进京过卢沟桥时被讹索，到了广宁门又被拦阻勒索，该监生因所携钱款已在卢沟桥用尽无可给予，所以无法正常进城。他只好绕道，最后守候两昼夜才得以进京。即使是权重一方的封疆大吏，通过崇文门关也并非易事。据记载，左宗棠回京述职时亦曾被崇文门管关人员勒索四万两白银，屡经沟通才被放行。

　　真假海巡，招摇撞骗

　　京城道路四通八达，为严防进城货商偷漏税款，崇文门关还委派了一支特殊的巡查队伍——海巡。然而这支行动灵活的稽查队伍，也是崇关弊政的一个缩影。嘉庆十七年八月十九，崇文门税务监督吉纶奏报：因稽查透漏责在海巡正副监督，所派家人不过数名，所以不得不雇人帮同巡查。然而近畿地方辽阔，究属鞭长莫及。因此有“市井无籍匪徒散布四方冒称海巡，多至百数十人，名为稽查，藉以索诈，俗谓之图人白役，甚或勾通不肖胥役私收私放”，进而导致崇文门税课“遽形短绌”。

　　道光十年，因税局巡役过多，又有这些巡役的亲戚及熟识的闲杂人等向该管委员“请讨谕帖”，借此与商贩等人勾结偷税漏税及勒索商旅，导致往来官民人等将崇文门关视为畏途。如遇有装载行李车辆到门，每一个衣箱索取银四两至八两、十两不等；有奸商私贩违禁等物夹带进城，胥吏等收受贿赂然后私自放行。道光十九年时，连皇帝也认为崇文门宣课司设立海巡，原以“访拏偷漏为慎重税课起见”，然而近来所派海巡并不亲赴稽查，“以跟役私人为耳目，以致招集市井无赖讹诈客商扰害行旅，种种不法情殊可恶”。

　　防止偷漏，增设税口

　　为防止货物私运进城，崇文门关在进城的主要通道均设置了分税口或者稽查机构。清代崇文门关的总税口位于崇文门外大街，同时又在卢沟桥、板桥、东坝等地设了多处分税口。商货走水路经运河至通州上岸，再由朝阳门外大道入朝阳门，至崇文门纳税。卢沟桥至广安门是西路进城的主要陆路通道，因将卢沟桥设为分税口，在此设役巡查。

　　“崇文门所过一切官办物料、客商货物及行李，车驮如从陆路进京者，俱由卢沟桥税局查明件数，送广宁门转押，崇文门税署查验有无输税，分别放行，此向来办理之章程也。”其中板桥和东坝两处税口的设置，则是因其为货物偷漏的主要道路。史书记载：板桥为卢沟桥绕道，客商货物多由板桥走漏，在此设置稽查口。东坝“原非通州、张家湾大路，因有土人将进京货物绕道至东坝私卸隐藏，再逐日暗运”，故在此设役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