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多项铁律限制“公车”使用

　　不准随意乘轿 不许私自出借

　　明朝初期，官场上贪腐之风渐起，特别是在官车（公车）使用上相互攀比，追求豪华。鉴于历代上公车腐败的教训，明太祖朱元璋“法体汉唐，参之宋典”，陆续颁布法令，制定出一套公车配备、使用制度。其中规定，只有三品以上官员才能乘坐小轿，其他官员不能乘轿。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大量官员进入京城，公车的使用也大为增加，朝廷为此对各级官员的公车配备、使用也制定了更严格的制度。

　　明朝中期，朝廷不断颁布法令，对官员使用车、轿的相关规定作出重申和补充。景泰四年（1453年）, 代宗“诏令在京三品以上文官许乘轿，其余不许违例，在外各衙门俱不许乘轿。”弘治七年（1494年）,孝宗下令，“除奉有旨及文武例应乘轿者，止许四人扛抬。其两京（南京、北京）五府管事，并内外镇守、守备等项，公、侯、伯、都督等官，不分老少，皆不许乘轿。”嘉靖五年（1526年）,世宗敕令，“两京五府及在外镇守公侯伯都督等官、皇亲驸马、在京四品以下文职，在外自三司以下官有乘轿，军职有上马用杌、舆乘小轿出入者，参问降调如例。”嘉靖十五年（1536年）、隆庆二年（1568年）亦谕令重申，官员四品以下不得用帷轿。

　　明朝还规定公车不许私自借用，《大明律》中单列“私借驿马”一条：“凡驿官，将驿马私自借用，或转借与人，及借之者，各杖八十。驿驴，减一等。验日追雇赁钱入官。若计雇赁钱重者，各坐赃论，加二等。”

　　一旦官员违规使用公车被发现或弹劾，就会受到包括罚俸、革职、杖责、枷号在内的处罚。《明英宗睿皇帝实录》载，天顺六年（1462年），监察御史李杰因乘“八抬大轿”巡按直隶（明代称直接隶属于京师的地区）而遭弹劾，被下诏狱。英宗以其乖张跋扈，而降为典史，由正七品降为小吏。《明史·舆服志》也载有类似案例：隆庆二年（1568年），给事中徐尚弹劾应城伯孙文栋等坐轿出入，违反规定。穆宗命罚扣孙文栋等俸禄，并下令北京、南京的武官“非奉特恩”，不许坐轿。

　　据传，天启七年（1627年）浙江永嘉人张阳纯任顺天府宛平知县后，广交地方商贾，利用职务之便从中渔利。有杨姓富商欲到京西妙峰山朝拜泰山老母（碧霞元君），向张知县借衙中之官轿进山。张与杨结交甚密，遂出官轿为张所用，还令官差为其鸣锣开道。几日后此事传至顺天府府尹，遂上奏朝中，张知县被革职，永不叙用，另杖八十。

　　清代致力于“公车改革”

　　曾国藩因节省公车费用受到褒奖

　　清朝公车管理比之前历朝历代都严格。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均致力于“公车改革”，规定在不影响官员形象的情况下，鼓励满汉大臣一律使用轻便价廉的代步工具，于是很多京官都改乘骡车，比坐轿子要节约得多。

　　《大清律例》中有关公车的使用条款比《大明律》更为细致，其中规定外省总督和巡抚使用八人轿，三品以上京官使用四人轿，出京可坐八人轿；同时还规定，官轿外罩绿呢，只有官轿才能有起拱轿顶，民间花轿和市轿不准起拱，只能是平顶。另设举报纠察制度，对违规使用公车的予以举报。《大清律例》称：“勘合之外，如敢多给一夫一马，许前途州县据实揭报都察院纠参。倘容情不揭，别经揭报，一并治罪。”此条规定是说超过职制勘合标准而多给人马，下一州县及驿站应将该行为具报都察院。倘若隐瞒而有别人举报，知情不举者与多给驿马者一并治罪。

　　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有个“火烧和珅大轿（车）”的情节，历史上确有其事，但烧车者既不是纪晓岚的部下“海升”，也不是湖北中丞李矩璨，而是巡城御史谢振定。和珅是乾隆的宠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乘的公车为蓝呢大轿。其家奴刘全狗仗人势，经常坐着蓝呢大轿招摇过市，属严重逾制，但无人敢问。嘉庆元年（1796年）的一天，刘全乘轿出行，被正在巡城的御史谢振定发现，当即拦下，勒令其下轿，刘全不但不认错，反而破口大骂。谢振定怒不可遏，令人将其拉下车，痛加责打，并当众烧掉了那辆豪华的车子。随后上奏朝中，和珅由此受到嘉庆皇帝的责罚，而谢御史被誉为“烧车御史”，名震京城。

　　在处罚违规使用公车的同时，朝廷也对励勤励俭励精忠的官员予以褒奖。曾国藩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在道光年间连年被提拔。他在升为正三品后，按规定轿子应由蓝色换为绿色，护轿人也要增加。但他为人谨慎，在升为三品官后，没有增加护轿人，也没有把蓝轿换成绿轿。不久后，曾国藩又升为二品，按官制，他的四抬大轿应该换成八抬大轿，但他还是没有增加抬轿人，由此减少了许多车轿使用费用。此事上奏慈禧太后，老佛爷大为赞赏，称其励俭为民，予以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