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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松:能给社会变迁做插图 我觉得挺好

2020-09-29 10:56:51 来源:北京青年报

  来源:北京青年报

  前不久,在唐人艺术中心举办的王庆松个展《在希望的田野上》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关注。很多人在展厅里那一幅幅巨大的摄影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人生,有人若有所思,有人流下眼泪。

  王庆松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摄影艺术家之一,早在九十年代中期,他的油画作品就已参加国际展览,并为多家国际艺术机构收藏。后来他的兴趣转向摄影,并成为第一个在纽约国际摄影艺术中心举办个展的中国摄影艺术家。他是摄影作品价格卖得最高的中国艺术家,至今无人超越。

  9月16日,北京青年报记者来到草场地,穿过一径野草疯长的小路,走进一间高大的工作室,王庆松穿着稀松平常,顶着一丛触电般炸开的白发丝接受专访。他笑着自嘲“村里孩子见了都叫我爷爷”,可他的笑容却分明像个孩子。秋后的蚊虫在身边盘旋不去,令人如坐针毡。可他泰然自若,烟气氤氲,日暮西斜,三个小时的对谈,往事一段接一段,有怀旧,有天真,有焦虑,还有希望。

  给观众或者给我个人一种希望

  王庆松因个展“出圈”,受到大众瞩目,在策展人崔灿灿看来,缘于“进入他的作品,就像打开一本书,打开一段历史,打开一个全新的故事,不仅能看到海量的信息,还能看到以往的摄影作品中看不到的东西,并能从中不断搜寻出隐藏的故事”。

  王庆松颇为感慨,这次个展由于是在疫情之中,一切都是未知数,中间还差点夭折。最难的要算完成两件新作品《在希望的田野上》《问它》的经历。他回忆最初拟定个展时,没觉得疫情这么严重,没想到后来蔓延到世界各国。出不了门的日子,他想着练练字,就用廉价的广告纸写写画画,后来发现短期内疫情结束不了,就干脆在家里埋头准备《问它》。他每天趴在桌子前画10个小时以上,画了4个多月,400多张广告纸,“沙发都被坐出一个大坑,老花镜从100度换到300度”,最终完成了高8.3米,宽5.4米的作品《问它》——在一笔一笔画出来的1000多个品牌logo的画面上,浓缩了中国社会近40年商业的变迁、时代的变迁。一个巨大的、黑色的、严肃的问号贯穿其间。

  王庆松的另一个作品原本计划在户外招募500人进行拍摄,但在疫情期间无论如何变得难以实现。直到差不多能拍摄作品前,才确定名称《在希望的田野上》。他记得特别清晰,最后一次去郊区的山里,完成户外拍摄的归途中,北京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当时我想我的展览应该是幸运的”。

  好不容易完成两件作品后,离展览只剩10天了。没想到刚动手布展,北京新发地聚集性疫情来了,人们一下子又全都警惕起来。所有人都在担心,没有开幕邀请,没有开幕仪式的展览会遭遇怎样的境况。

  那时王庆松耳边蓦然响起一个旋律,“那是我从初中到高中毕业时常听到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三个希望在那个年代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我想在这么长期的疫情期间,我们是不是可以给观众或者给我个人一种希望。”策展人崔灿灿也有强烈的同感,两人激动地敲定《在希望的田野上》既是作品名称又是展览的主题:“它是历史,是未来,也是对一个全新节点的期许,在疫情之后,也要问问:我们的未来在哪里?”

  大大出乎意料的是,开展当天,王庆松见到了许多近十年没见的老朋友,他更没想到,展览一直热度不减,还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刷爆了网络。后来才知道,短短46天的个展结束时,整个798艺术区上半年的所有媒体报道还不如这个展览多。王庆松有个明显的感受,“这个展好像说出了什么,让大家慢慢理解到作品本身。”很多人对他说出同样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展览,我们不知道它现在是什么,但将来一定要进入历史。”

  老师留下了我,给了我希望

  上世纪80年代,远在湖北古城荆州的县城,少年王庆松正经历人生的灰色时期。因为父母都在油田工作,后来湖北发现油田,父亲带着全家搬到湖北。“1980年我刚上初三,青春期特别犟,我爸是真打。一次我爸刚把我暴打一顿就出差了,但一个星期后,他就不在了,因公去世。”在油田干活,在地方上是很光荣的事。父亲去世前,家里条件很好。“但父亲走后,整个单位就认为你最惨。”王庆松整个高中都很消沉,变得不太讲话了,家里困难,一毕业他就顶替父亲去了钻井队。

  王庆松开始临摹,以此削减痛苦,“乱涂乱抹,就不去想更多。”在这样的消磨中,他慢慢对画画有了兴趣。在下钻井的同时,也下决心开始正式学画。后来听说还有美术学院,就跟着去考,这一考就是七八年。中间有两次很泄气,不想考了,觉得没意思,也考不上。后来一个老师的收留使他重新鼓起勇气,“当时有一个人考上了我们当地的美术学校,他妈妈跟我妈妈关系好,他就给美术班的老师讲,说收了他吧,他挺可怜的,爸爸去世了,特想画画什么的。老师就说好,明天过来试试。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月,自己画,他不真正教我。但因为他留下了我,给了我希望。后来我跟这个老师的关系一直很好”。

  王庆松考学那几年还没有真正开始扩招,“考大学比现在难得多”,他记得那时候要是谁考一两年考上了,都会请大家吃饭。终于等来四川美院的录取通知书时,他不但不兴奋反而灰溜溜的,“自己都不相信,也不敢想将来是什么样的,就觉得偷偷摸摸的就完了,中学同学80%都不知道我读了书的。”

  大学时一次到北京看展给王庆松留下难忘的印象,他打定主意要到北京闯荡。1993年毕业时,湖北学生大部分去深圳打拼,很多人去了著名的大芬村画行画。“90年代初一个月能挣3万块钱,很多钱啊!”但王庆松揣着1200块钱,一个人跑到了北京,“谁也不认识,住在圆明园画家村,租金一个月75块钱。”最初的热情很快被浇透,他咬紧牙关一点点摸索。后来通过参加国内国外的一些重要展览,逐渐受到认可。

  王庆松是同时期学美术的最早转去摄影的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大家认为绘画的终极目标就是全国美展。1996年是中国当代艺术一个很重要的转型期,多媒介、多元化正式开始,比如行为表演、摄影、装置,包括录像等等媒介出现之后,促使造型艺术开始了各种尝试”。王庆松也是慢慢发现绘画这种媒介不太适合自己,索性开始用图片存储的方式去创作。

  感觉摄影能更精准地表达内心

  北漂的日子,最无奈的就是搬家,“不是自己要搬,有时只是因为别人出的钱多一点就赶你走,有一年搬了5次。”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社会变化太快了,很多时候他觉得只有摄影能记录下这种发展的迅猛。

  2000年母亲生病去世,王庆松顿时觉得“什么都挺没意思的。父母没了,故乡也没了”。

  机缘巧合的是,与老栗的相识改变了王庆松的命运。老栗就是栗宪庭,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要的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当代艺术发展的早期推动者。王庆松印象很深,有一次老栗对他说,“庆松你看我这个沙发,从早期的罗中立开始,王广义、方力钧……一大堆艺术家都睡过,你要有时间就过来坐坐,到时候我吃什么你吃什么。”他当时一下就觉得“北京有人了”,人有了希望,“再不行,也肯定会找到口饭吃。”

  他越来越关注社会现象,“特别复杂,也特别有魅力。”那一年,王庆松赌上所有家当,“把我妈妈去世前10个月的工资、我老婆奖学金余下的钱,都押了进去”,第一次拍了大画幅《老栗夜宴图》,一鸣惊人,成为代表作。

  用记者的态度去记录时代

  王庆松被冠以中国“观念摄影”的代表人物,可他却不认同这一说法,自称是“纪实摄影”。他甚至觉得所谓“观念摄影”是个伪命题:“它更强调事物的一个转化,一个杯子,用它喝水,它就是杯子;把它放进美术馆,它就不是杯子。我的东西属性是不变的,不是转化。我希望我的东西更强调纪实性,更像是用记者的方式或者记者的态度,去记录这个时代。”

  王庆松认为一个相机拍摄的瞬间,远远达不到监控拍摄的那种真实性,“在影像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时代,传统纪实的真实性,它的深度还够吗?不一定了,至少可以说,它只是一瞬间的真实,可能第二天它就开始转向。那就需要把观察的时间线拉长,把变化放到一个瞬间时,让人们感受它。”曾经有人尝试过,拿摄像机对着他的作品拍摄,“从一个人走入镜头开始,配上台词,可以讲一个很长的故事出来”。就像打开一卷中国画,边打开边讲述,很有意思。王庆松觉得这才是中国文化本身的特色:在非常简单的画面中,找到人物的复杂性。

  一件亲身经历的事给王庆松留下深刻印象:他曾经在地铁口看到一个要饭的,旁边放个牌子写着行乞的理由。连续45天,他每天经过那个地铁口,看到行乞者不停地换服装,纸牌上的文字也在变,甚至身边的狗,也不一样。他深受触动,“如果要表现这种现象,以往的摄影可能就拍一次,可在我眼里看了45天,我就想把这45天记录下来,浓缩在一瞬间。”他觉得这样拍出来会更接近真相。“当我把它浓缩在一个画面中的时候,其实它就产生了新的一个认识。过去传统的纪实方式是某个题材拍不停,但我不是,我可能会去寻找所有这一类东西的逻辑关系,最后揭示某个它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

  每每拍摄,他先是像拍电影一样,搭房子造景,找一些模特来出演角色。然后采用舞台造型、情景编排等方式,将自己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置于画面中。在拍摄过程中,他会融合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多种元素,诠释出个人所理解的社会现象。

  也因此,王庆松的所有作品都是在社会中寻找的,“有的东西看很多次都不会有感觉,但越来越受触动后,就会想去做一个作品,这也是我一件作品往往要用十年甚至十几年时间的原因。不是说要做多长时间,而是因为要观察很长时间才会有所发现,可以做才去做。”

  从生活中找到的,会慢慢变成自己的

  也有人说王庆松的作品是“大型现场摆拍”,对此他非常清醒,“20年前,别人对我的东西是很反感的,说你那东西不是摄影。但是10年前开始,越来越多教摄影的老师都觉得没法教下去了,因为时代巨变,PS出来了、数字影像出来了,大家对摄影所谓的真实性越来越产生了怀疑。”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慢慢理解他作品中很强的社会性,“能从不同角度看到某种真实”。

  他把自己的作品归纳为“看图识字”,还说“其实画面里的人可以去掉,看空景,你会发现意思也还是这个意思。人的出现,其实就是亲和力更多、更容易解读。放多少人进景,只是用来补充,人在画面中跟道具的属性差不多,就像小孩看图识字,有了人物,内涵更容易被识别出来。”

  王庆松有个习惯——特别喜欢走路,而且是走很长的路。“我经常从三里屯走两三个小时,走到宋庄。”有段时间他住在一个朋友家,无数次从后海走到大北窑,走走就坐那儿待着看。“看到什么,也不会特意记。但有些东西在之后创作的时候会不停地跳出来。很有意思——从生活中找到的东西,会慢慢变成自己的。”

  有次同学聚会,扯到学生时代的事,“你暗恋她,她追求他,他又和谁怎么了……”王庆松如此这般当场一说,大家都听懵了,继而吃惊“你怎么知道”?他一脸坏笑,“我全知道,因为那时我不太说话,也没有女孩儿找,是个不受重视的孩子,于是上学没事就坐那儿看,他们递纸条什么的我都知道。”常年爱观察的习惯使他格外敏锐,“盲人听力一定很好,我话少就会多看多听。”

  作品用作插图,比蹲在艺术杂志里重要得多

  在王庆松看来,纪实要有人文关怀,还要还原真相。他觉得自己的作品很像社会变迁的“插图”,“能给社会做个插图,我觉得挺好的”。

  前不久有个杂志找到他,想把他的作品用作教育资料的插图,“我一听很高兴,这要什么费用啊,我觉得作品比蹲在艺术杂志里重要得多。”

  王庆松很传统,至今还用胶片拍摄,“胶片颜色跟数码颜色肯定是不一样的”。让他遗憾的是,“这代年轻人没见过胶片色彩的感觉,就会觉得数码的色彩是准确的,所以他们不会有我们对胶片色彩的那种迷恋。”他认为这会慢慢改变人的审美,“如果我们不去刻意保留一部分传统的话,就意味着消失。现在通过技术来仿胶片颜色,但原理是不一样的。胶片是化学反应,数码是靠点数。胶片放大,它出现的是噪点;数字化放大,它出来的是马赛克。我觉得社会在快的时候,是不是在某一方面我们可以稍微慢一点。”

  很多人都觉得王庆松“成了”,他坦言:“可能只是比别人眼睛睁得大一点,看得多一点而已。”他希望能够更真实地去记录一段时间中社会上发生的故事,并期待自己的状态能再好一些。他始终相信,“中国摄影真的会在世界留下一个很重要的脚印,摄影师里应该会出现世界级大师,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时间。”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供图/王庆松

编辑: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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