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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劳时代,谁为我想要的生活节奏埋单

2019-02-12 08:27:22 中国青年报

  吉玛是一名负责市场营销的女性管理人员,每天下午5点离开办公室,却并不能享受5点后的下班时光。在乘车回家的路上,她要用手机一个一个地回电话;回到家吃完饭,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她要查看邮件,再回很多个电话。同样的,在投资银行工作的丈夫此时也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在睡觉前还要工作好几个小时。

  这是吉尔·弗雷泽《令人窒息的办公室,被迫工作的美国人》一书的开场,被日本著作《过劳时代》引用,当然,如果把吉玛换成中国人的名字,读者也不会对这个场景感到陌生。

  《过劳时代》日文版出版于2005年,至今再版12次,中文版于2019年1月首度面世。作者森冈孝二却在2018年8月心脏病发作去世,7月,他刚刚写完这本书的中文版自序。

  关西大学经济学家森冈孝二是日本过劳死协会的会长,也是推动日本过劳死相关法律建立的著名学者,本人却因过劳而死——他给杨河清的电子邮件基本都是半夜两三点发来的,白天也依然在工作。

  “为什么研究过劳死的人会过劳死?为什么这么多人过劳?为什么他们不考虑过劳会带来的后果?这也是我们研究会正在探索的问题。”首都经贸大学教授、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会长杨河清表示,中国的过度劳动问题也已经比较严重,甚至在一些行业,过劳死频发。

  《过劳时代》在日本出版时,年轻一代开始用“黑心企业”一词来指代“不想就职的公司”。许多“黑心企业”要求员工没日没夜地加班,然而加班费要么少得可怜,要么干脆没有。同时,长时间劳动和工作压力导致的“过劳自杀”,也成为日本年轻一代的多发病症。毕业于东京大学24岁的新员工高桥茉莉,入职大型广告公司电通仅8个月,便于2015年12月过劳自杀,经确认,高桥在出现症状前的一个月内,加班长达105个小时。

  在全世界范围内,日本也是长时间劳动问题最突出的国家。调查显示,日本男性正式员工与英美两国男性相比,每周要多工作约10个小时(每年500个小时),比德法两国男性多大约12小时(每年600个小时)。

  《牛津英语词典》在线版2002年增加了1万多个新词汇,其中之一就是来自日语的“karoshi”(过劳死)。可见,过劳死已经成为象征日本人生活方式的一个典型;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过劳死这一现象已非日本独有,而是蔓延到全世界。

  中国,也不例外。

  杨河清介绍,过劳可以分为轻度、中度、严重等不同程度,“在一些职业和行业,严重过劳是比较多的,比如医生、警察、高校教师、媒体从业者、演艺人员、IT研发人员、企业高管等”。媒体报道的过劳死是过劳的极端状态,近年来的案例,最年轻的23岁,年长的也不过60多岁,大量集中在30~50岁。

  有这样几项调查:2012年8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开展“中国休闲小康指数”调查,结果显示,2011~2012年度,69.4%的受访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时工作问题;杨河清的课题组在2007年、2009年、2010年、2015年,对政府机关、科研院校、医院、媒体、企业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做了调查,各项结果均表明,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的人超过30%,甚至有近10%的人超过了60个小时。

  “我国还没有关于过劳死的医学的、法律的判定标准,但客观上过劳死是存在的,严重的过劳有可能导致过劳死,包括过劳自杀。”杨河清说,“而且从经济上看,过度劳动也会造成因为健康损害消费萎缩效应、人力资本回报收益下降效应等后果。”

  杨河清说:“中国过去一直关注怎样发展的问题,对过劳的关注只不过是近10年的事情,目前法律层面还几乎是空白。”根据现行《劳动法》,只有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才被视为工伤,而这一规定显然不能适应目前的社会需求。

  杨河清表示,过劳人群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主动过劳,一类是被动过劳。流水线上的蓝领工人,属于被动过劳;而在白领身上,有被动——环境压力造成的和老板要求的,但相当一部分人是主动过劳——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李松蔚的从业经历中,最常见的并非因为劳动本身造成的伤害,而是劳动所附带的压力。曾经有一个人对李松蔚说,自己每天晚上下班时都特别有压力,因为当他穿过其他人的办公桌,看到同事们都在加班,就很不好意思先走。于是,他的奋斗目标是有一天可以成为领导,有独立的办公室,可以自己决定几点下班。

  后来,他如愿以偿当上了领导,却发现当领导更累。的确可以在一个正常的点下班——他把这个点定为晚上8点半,“但当我从办公室走出来,看到我的下属还坐在电脑前,我从他们面前走过,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领导”。于是,他默默出去抽了口烟,回办公室继续加班……

  这就像一个循环,你想结束工作了,却发现其他人还在工作,你就会想,是不是我有问题?是不是我错了?于是,所有人都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下要求自己加班。

  森冈孝二指出,过劳时代的出现有四个原因:全球资本主义使得国际竞争愈发激烈;信息资本主义的发展,普及了手机、网络等通讯手段,同时也模糊了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的界限;以消费为目的的浪费型生活方式成为大众化现象,让人们不得不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劳动强度,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来满足自己的攀比心理;自由职业带来了雇佣形式的多样化,也客观上导致了收入的两极分化。

  从心理咨询师的角度,李松蔚不考虑造成过劳的时代原因,而是考虑个体的解决方式。“来找我咨询,我显然不能告诉他这个事情主要看你的老板有没有良心发现,或者我国有没有相关法律。我只能告诉他,你能做什么——一个很小的建议是,拒绝”。

  然而,又有很多人说:“我也想拒绝,可是这个话你得跟我丈母娘说,她说我必须有车有房才能把女儿嫁给我。”所以,谈“拒绝”,我们一定会面临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人?我能不能在主流社会中体面地生活下去;我能不能为我想要的生活节奏埋单?

  那么,如何与自我和解?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中的一句话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回答:“牺牲教育、娱乐、运动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削减吃饭、睡觉和过家庭生活的时间——以这种方式工作或者让别人以这种方式工作,才是最大的罪恶。”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昕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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