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鹰

　　《穿州过府》里的小说延续了哲贵一贯的创作风格，有标识性，有标志意义。优秀的作家扎根在他生长的地域，无不接受着那个地域文化的充分滋养，更得益于文化的滋养，有其自己喜爱的题材，有其题材、人物、语言以及作品风格形成的根据地。该小说是从日常生活滋长出来的表达形式，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人物，对小说家来讲，永远都是最有益的事情，哲贵长期的写作使他建立起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根据地，那就是信河街，围绕这一小块地域，围绕作家熟悉的一条街道、一个社区、一座有浓郁特点的城市。他的作品围绕30多年来浙江温州不可思议的发展，写出那些繁荣表面之下的暗流涌动或者百孔千疮。

　　打开哲贵的小说，那个标志性的地理存在，就是十分具体可感的信河街，信河街在哲贵的眼里，是个经历了改革开放洗礼的所在，意味着里面充满着经济上、观念上飞速的变革。那些所谓从事商业活动的成功群体，如柯巴芽的父亲，戴着大号螺帽般戒指的施耐德，以及做性保健品的魏松，他们有属于自己的发家史，他们的成功与发达，他们的失意与徘徊，无不反映着时代巨变带来的影响。

　　哲贵坦言自己了解这些“商业英雄”的优势与弱点，知道他们的人生并非无懈可击，而是出了不少问题，他们的精神世界同样也是漏洞百出的。他“知道他们所有快乐，他们的快乐其实在很多时候也是我的快乐。我跟他们没有隔阂。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普天下的人都知道温州人有钱，知道温州富翁多，温州的别墅多，而且贵。可是，谁看见温州的富翁们的哭泣了？”揭示出这些帷幕或面纱之下的东西，给读者们留下一些教训和教益，终归是有意义的。商海弄潮中的人，好的也行，坏的也罢，没有一个完全的坏人，也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好人，哲贵要为我们探讨那些所谓商业英雄“生活背后所要面对的巨大精神问题” ，写出他们如何拯救自己的灵魂，如何通过“爱情”拯救对方，他把自己的视角伸到这个群体的精神世界里，把自己的发现告诉给世人。

　　阅读《穿州过府》里的《柯巴芽上山放羊去了》、《刻字店》以及《倒时差》、《施耐德的一日三餐》等，你会发现哲贵更加关注的是个体的命运，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和自己周边的人去进行凌空蹈虚的创作，而是为他们写形画像，而且直指他们的灵魂。他笔下的不少人物，往往有着相当自由的职业选择，有着很大的职业跨越自由度，比方发表于《人民文学》的《柯巴芽上山放羊去了》，首先写出了主人公选择的开放性。她在不同地域生活空间里自由来往，由杭州的大学毕业，回到信河街，再到青海湖二十公里之外的村子里支教，因为结识来自宁波的开青年旅馆的唐十三而来往于村子与西宁之间，最终又回到当初的天井村的茶园，其实始终都是在寻找安妥自己心灵的所在。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说的，主人公柯巴芽内心的不确定性，其实是对自我的自然守候，是灵魂游移不定的一种本真状态反映。

　　哲贵笔下的信河街不仅是地理上的，实际上更是精神概念上的温州，而温州和信河街这个根据地，又不单纯是地理意义上的一个名称，是和中国、世界打通，希望和读者达成共鸣与对话的所在。信河街上的故事是有一定的超越性的，无法归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文学或是乡土文学，更不是什么经济题材或爱情题材，而是有更强的象征意义、诗性追求。而且作为一个小说家，哲贵知道如何使用自己小说家的权利，他是节制的，对自己有着很自觉的约束力，他慢慢地展开故事，让读者去慢慢地发现、揭晓人物的命运走向。

　　哲贵不试图让自己变得全知全能，他善于在小说中站后半米，而且知道自己如何表现得更加中立、客观与理智。他对自己所处理的小说人物是怀有深刻的同情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主观意识不是很强烈、不明显，他喜欢留白，他善于造成叙事的停顿与延宕，不主动告诉你主人公的心思，而是要你从对话里体会人物心境，所有这些都很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