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杜甫，近年来，我读完最新版的12卷本《杜甫全集校注》外，还拜读了冯至先生的《杜甫传》、洪业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吕正惠先生的《诗圣杜甫》等。当我再一次问自己，是否当下众多汉语诗歌写作者们言必提及的诸如米沃什、布罗茨基、沃尔科特甚至艾略特和庞德等20世纪的西方大师级诗人们，其艺术成就和影响力已经超越了我们的先辈杜甫时，我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但凡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定熟悉度的写作者都知道，杜甫一生的诗歌写作当仁不让地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三个传统。其一是《诗经》的“民歌”传统。我知道很多人都是把《诗经》当民歌来读的。但确切地说，民歌只是它的一个基础，还经历过采诗官们的整理和修改、润色，以及孔子的删节，是仍然保留了民歌重要特色的文人化的“民歌”。它和后来的汉乐府一起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以叙事为主的民歌传统。其二是以《古诗十九首》曹操、阮籍、陶渊明为代表的“咏怀”传统，总体上以抒情为主，突出个人化、个性化，很大程度上结合了家国情怀和个人生命际遇。其三则是以由《离骚》《九歌》等延续下来的美文传统。它更重辞彩，抒发个人的内心情感，是如泣如诉，长歌当哭。杜甫之前的曹植、陆机、谢灵运及鲍照、庾信等都是其杰出代表。

　　诚如吕正惠先生所言，杜甫之所以当得起中国历史上最伟大诗人的称谓，源于他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后世的深刻启示和广泛影响。在杜甫之前，以“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为代表的主流诗坛一直提倡上承《诗经》之脉，以及汉魏之朴素、本真和开阔，而对离其最近的南北朝诗歌遗产则报以坚决唾弃之的态度。只有杜甫保持了难能可贵的清醒，并最大限度地学习和承继了前代诗歌的三大传统。尤其对后者的学习和借鉴，这在杜甫同时代的诗人中是独树一帜的。

　　在杜甫之前，撇开民歌，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哪一位诗人的写作是以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物与小感情作为主体，去书写平凡人的喜怒哀乐的。我们能从他们遗留的诗篇中看到太多的诸如咏怀、游仙、山水、宫体、应制、应酬、社交之作，却看不到他们作为父亲、儿子、丈夫、农夫、官僚等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存在。只有从杜甫开始，我们才看到了通达现代人生活的日常之诗，诗人的笔下不再只见天地，而始可见众生。诗人从“酒神的祭祀（海德格尔）”降格为我们身边的有血肉、有温度的世俗之子。所以我们说，是杜甫搭起了诗歌通达现实的桥梁。我这里所说的现实，不是山河草野之间的客观存在，而是个体化、碎片化、细节化的倒影于诗人心灵间的现实映象，是可触摸的，有血有肉的，有痛感的，甚至鲜血淋漓的日常生活，是比现实更广大更深刻的诗人的心灵真实。

　　我们无数次谈及并根植于中国人血脉中的家国情怀，在杜甫的诗中得到了最深刻最具体生动的体现。杜诗之所以被后人称之为“诗史”，并非“三吏”“三别”的存留，亦非杜甫那时就有了以诗写史的意识、担当和理想，而恰恰在于他并无这样的自觉性，而专注于书写作为芸芸众生之普通一员在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遭际。即使在晚年写下的诸如“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诗行里，他的困厄，他的惶惑，人生的漂泊无定，都因其渺小，反而更真实，更触动人心。可以说，杜甫的诗，就是他完整的个人生活记录。从他在秦州落荒，在川地闲居，在夔州苦闷，在两湖落拓潦倒，以至漂泊病死于洞庭湖一叶扁舟之上，我们都可以清楚地掌握他的行踪，以及大致朝廷变故，小至个人生活琐事和细节——他可能并不显得高尚，却血肉丰满，亲切宜人，就是这种对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境遇与内心动荡的真实书写，给杜甫带来了开一代诗风的无上光荣。

　　在阅读《杜甫全集校注》的过程中，我确信，也许杜甫还是极少数不需要传记就能被全面了解的诗人，因为你只要按编年体例读完他的全集（杜甫也是为数不多的需要按编年体例读完全集的诗人），他的一生就像一棵生长的树，从茁壮成长到枝繁叶茂，再到落叶飘零，枯枝横斜，最后归于岑寂，已历历如在你目前了。诗人不再是祭司、隐士、仙道，而仅仅是和历史一起忍受煎熬的最平常的血肉之躯——这就是杜甫最真实的形象。也恰恰因此，不是所有的阅读者都能认识到杜甫的伟大和重要，更不是所有的人从一开始就能认识到杜甫的伟大和重要。对真正的写作者来说，杜甫是一个在前边很远的地方等着他的诗人，终有一天，你们会互相看见。我无法知道杜甫在世时是否有这样的信心，不，他一定是没有的，否则，也一定不会发出“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的慨叹了。但在他去世后百年，韩愈、白居易、元稹、李商隐等渐趋看到了杜甫作为一个巨人的存在。在杜甫去世后三百年，更有苏轼、黄庭坚不遗余力地鼓吹，终于把杜甫引向神坛，并在伟大的唐诗之后，为中国古典诗歌开辟出了崭新的以写日常为特色的宋诗之“白银时代”。在离世一千二百年后，杜甫走出国门，更深刻地影响了以庞德、罗伯特·勃莱和詹姆斯·赖特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诗写作，并成为其重要的写作资源。

　　这让我忽然想到了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与焦虑”说。影响当然是常态化的。经典的外国诗歌和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诗歌作为一种传统，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后来者的写作，并在不同语种和诗人之间相互转换。这样的影响本身是良性地继承、吸纳和发展，输送丰厚的营养，给当代汉语新诗提供扎根和生长的沃土。作为汉语写作者的“焦虑”应该是建立在此“影响”基础上的对创新和超越的渴望，是努力从“大师的阴影下”走出来，成为新的参天大树的追求。但是，我们眼见的“影响”却是对前辈和同辈们的模仿，相互模仿，甚至对自己的重复，这样的不思进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复制性诗歌文本的滥觞，以及诗人的语言和现实创造力的不断萎缩。

　　唯此，当代汉语诗歌写作是否到了重提“向杜甫致敬”的关口？我所谓的“致敬”并非倡导形式的复古，而是希望现代诗歌也能够继承和发扬杜甫诗歌所涵盖和代表的艺术追求和诗歌精神，让我们的现代诗歌因为拥有了以杜诗为代表的广纳百川和不断创新的古典诗歌精神而更加强大和源远流长。

　　曾几何时，作为一个汉语诗歌写作者，我也以为杜甫作为一种传统一直在我们的血脉里汩汩流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没有任何古典传统是与生俱来的，伟大的传统更需要我们去正本清源，去再回溯和再学习。唯有如此，写作者才能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忘乎所以，才能从最小的可能开始，自觉地撇开口舌上的先锋和传统之争，而去书写和呈现根植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诗篇。

　　（谷禾，1967年出生于河南农村。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写诗并发表作品，著有诗集《飘雪的阳光》《大海不这么想》《鲜花宁静》《坐一辆拖拉机去耶路撒冷》和小说集《爱到尽头》等。现供职于某大型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