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在当代文学里，你是非常重要的作家，中篇和短篇写得非常棒，它们对生活的内部有一个特别细致的人性铺陈，里面有矛盾，有人性的挣扎，略微有现代主义的色彩，不单单着眼于现实的场景，而是把现实场景抽象为更为普遍的人性的法则，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荒诞存在，我觉得写得非常好。我看你的长篇小说，有另外一种感觉——你对当代生活非常了解，这得益于你记者的身份。因为我们知道作家职业化写作之后，生活面是比较窄的，很多时候没有深入他人的生活里面，即使他写警察，他也写得像知识分子，即使他写农民，可能写的也是有文化的农民。但我觉得你有职业上的优势，像《太阳黑子》和《双眼台风》，你对公检法系统的了解，超越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想象，把握得非常好。另外，你还能从极端化的事件里面抽离出来，找到人心深处最细微的震颤。我当年看《太阳黑子》的时候，我觉得太牛了。藏匿那么多年，三个人内心的变化，那样的恐惧，那样一种试图去救赎但没有完全完成的这样一种把握，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你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能抓到人性深处最细微的那一点矛盾，并把它抽取出来写作。

　　《双眼台风》里的傅里安，是非常重要的警察，充满正义感。我觉得你下笔，这个人物有点轻了，其实可以更狠一点。

　　小说最后是非常大的高潮：“小碧”台风来到县城，来到市区的时候，一个巨大的大自然的波澜开始了，这个时候人间的搏斗正在同时进行——他们要到台风的漩涡里找证据，找死去的范锦安，他的证据给了前妻“沙僧”；以鲍雪飞为代表的，试图销毁证据的这群人，也往这个村庄去；汪欣原，一个终于觉醒或者不得不觉醒的记者，带着人马也到这个村庄去——他们同时到了台风的漩涡里面，这个真的写得惊心动魄，我觉得人间那样一种搏斗和大自然是一体化的，具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这个点它不单单是人间场景，还有上天的暴戾，我们说自然的律动和人性的律动是一致的，共同参与到这样一场搏斗里面，小说最后正义得到了实现。

　　这本小说最成功的是人物

　　梁鸿：这个小说的结构非常吸引人，它是能够一气呵成地读下来的，矛盾极为尖锐，对人的描述非常细腻，每个人物都特别鲜明。这部小说最成功的是人物，每个人物的走向，他的挣扎、驱使的动力，都是非常清晰的。一个作家，把对话和人物内心写到这种地步，简直不用做什么了。

　　这里面有三组人物，第一组人物是鲍雪飞，这是一个创举。当我们写负面人物的时候，一般写男性，因为男性是社会活动的中心人物，我们还是男性中心社会。但是你写鲍雪飞这样一个人物，写得特别好玩。首先她是女性，其次她是野心勃勃的女性，又其次她是非常美丽的女性，再其次她是一个为了成功不择手段、有点黑化的女性。当我读《双眼台风》的时候，我真的被她吸引，她像巴尔扎克的野心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产物。这个产物你可以完全批评她，她不顾他人性命，为了掩盖自己一点点错误，不惜牺牲别人，不惜打别人，不惜抓住别人，不惜把他的同事放到精神病院，总之无所不用其极。同时她也是文学人物，为什么是文学人物呢？因为她包含某种反思，她不是单向的人物。你对人物的把握，仍然在非常重要的美学、非常重要的批判主义的层面。“鲍雪飞”这个生命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力，或者说她这个自我生命的要求是非常强劲的，跟我们的时代某种律动相一致的一个人物。她是值得思考的一个人。

　　还有一组人物，就是傅里安和范锦明。傅里安是有正义的警察，他和鲍雪飞是最直接的博弈者。你对傅里安的处理特别有意思，读者会问：他到底有没有精神病？他的行为是基于正义感还是某种偏执？这个角色有一点点精神狂躁倾向的，有一种家族遗传病的因子，他是正义的，又是具有偏执倾向的，他会做出什么？我觉得这是你设置人物特别好玩儿的地方，你不会觉得“傅里安”这个人物假。

　　还有一类人，是小人物——当年被鲍雪飞误判为杀人犯的顾小龙，和他的小伙伴，以及记者汪欣原。这一群人是普通老百姓这个群体的一部分，在生活里面，他有一点点善良，但是这个善良往往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一旦做点事情会被压得更低更低。他们是我们最熟悉的人，可能我们也是这样做，因为我们害怕，我们担心。在这一群人身上，你投入非常大的精力，写出了他们性格的变化。他们选择做与不做，尤其做的时候，他们承担的压制更大，对家人的打击，对他们自身命运的转变，都是非常有决定性的转折，但是他们还是做了。

　　这么处理，不能被简单看作一个“光明的尾巴”。我们看这部小说，它自身的逻辑非常严密，每个人的变化，在一个巨大的压力之下，他的抉择，符合他内心的情感，符合他所代表的人性的选择，它具有可信度。刚才你说，小说最终呈现了一种温暖、正义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基于我们对人性的信任，对普通人的信任。

　　在这个意义上，《双眼台风》不单单是关于正义的书，其实它真的是关于人如何在你的处境里面，找到你生存根本的东西，如何呈现人性的东西，这一点非常重要。

　　尊重我们的“不纯洁”，

　　善的东西就出来了

　　须一瓜：我觉得我们尊重内心里复杂的东西，尊重我们的不纯洁，实际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成熟的表现。我们对人复杂的心地，有足够的理解和宽容，也许善的东西就出来了。因为这个小说，我做了大量的采访，接触最多的就是呼格案。推动这个真实案子的记者，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为什么我的小说里面就没有去写那么高大上的，或者容易高大上的人？就是因为不真实，或者说这样的概率是很小的。他的能量也不是我们普通人、普通记者所拥有的。

　　当时在写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回到我们普遍的状态。一个人他会有小九九，或者是小算计。他们心里随时可能很慷慨温暖，同时蝇营狗苟还很暴戾，但是这就是我们。就是这样一群普通人，共同努力完成这么一个公平与正义之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不容易，但是它是可行的，是便于复制的。因为我用的就是人性最简单的方程式。得出这个结论，这个共同善的完成，就是基于对人性的认识。当你看到那么多冤案，而且推进得那么艰难的时候，会摧毁你的写作信心，那么，你怎么调动公众心里的那个光，那个温暖，要合理设置，才能令人信服地突破，这是我面临的写作考验。梅特林克的《青鸟》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其实人间的石头都是宝石，只是人类认识的太少了，你们只认识那么多。”

　　梁鸿：我觉得长篇跟中篇不太一样。长篇是结构性的东西，自身有生命力的，如果你对于生活节奏没有办法把握，长篇你也没有办法把握。长篇是非常艰难的写作，它是有激情的，既要求一个作家，对所写的对象有充分的了解，每一个人的走向，大致的故事发生的可能；同时它又要求结构，它要求作家要安排，你必须要安排人物谁先出场，这个甘文义什么时候出场，傅里安什么时候出场，意味着你对你描述的事件是如何把握的。所以我觉得写长篇，它特别考验一个作家整个的文学的修养和他洞察所描述的这段生活的能力。

　　我自己写长篇，写作过程之中，不是很明晰的，你在写作之前和中间，你安排的时候，这个安排挺好，但是你突然写着写着，好像不太对，不由得自己了，有的时候写偏了——我挺享受写偏的过程，如果一个作家从头到尾完全按照自己的安排来写，这个作品一定是失败的。这个人物突然间脱离你之前的控制，自行说话，自行去写作，虽然是你创造的，突然有新的东西生成的时候，可能你才真的进入到了这一群人生活的内在。你好像真的创造了一个生活，他们自己的生活，你创造一个人，他自己在走。我觉得写长篇，非常考验一个作家，当然，我觉得长篇也非常考验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