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左）与胡适（中）摄于1948年

　　一部日记与一副对联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读后 

　　解玺璋

　　近读俞国林先生点校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忽然想起一副历史悠久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读罢厚厚两大本日记，深感这副对联不仅是这部日记形象、生动的写照，也是这部日记的作者精神世界和人生经历形象、生动的写照。

　　郑天挺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战前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与学校同人困守北平四个月，后北大师生南下，他亦经天津，香港，入梧州，取道贵县、柳州、桂林、衡阳而抵达长沙。为了继续学业，他的五个子女则全部留在北平家中。这期间，他先后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历史系，不久，又担任了西南联大总务长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要职，教学、研究既不辍，并主持繁杂的校务、教务等工作。

　　郑先生的这部日记，就从他抵达长沙后的1938年1月1日开始，直到抗战结束回到北平后的1946年7月14日结束。这些日记，其起讫时间，几乎与西南联大的八年坚守相始终。与我读过的，以极简著称的《徐世昌日记》相比，郑先生这部日记可谓精细而周详，所记包括家务、亲情、交友、出游，以及大量有关校务的事件和处理措施，读书、治学、授课、研究的细节，堪称一部治校、治学、治生的全景记录，亦是研治联大历史颇具独特价值的史料。

　　这是当代中国所经历的不同寻常的八年。对一个深具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来说，山河破碎，国难当头，正是他们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时候。郑先生在日记中就曾这样表示：“平生以天下自任，当此多难之会，进不能运筹帷幄，效命疆场；退不能抚缉百姓，储备军实。而乃烟瘴万里，纪雾晓征，外蒙却懦，内负胸臆，果何为哉？虽曰聚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以为悠远之图，此宿师大儒之事，又岂区区所可僭越者乎？”郑先生的这番话是有一点怅然若失的意味在其中的。他在另一日还写道：“自国难日急，学者好读遗民诗文，余则主读中兴名臣集，以为遗民诗文固可以激励正气，而中兴名臣之所作，于激励正气外，兼可以振发信心。当千钧一发之际，不有匡济之术，乌可以复兴哉？”由此亦可想见郑先生当时迫切的报国之心与忧国之情。

　　当然，作为一个学者和教师，他的家国之忧思，是要体现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之中的。他清楚得很，抗战建国的重任最终总要由这些学而有成的青年学子承担起来。而囊括了中国当时最优秀的三所大学——北大、清华和南开的西南联大，则无论师生，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所以，办好这所大学，不仅是为抗战凝聚精神力量，更是为了战后建国培养、储备人才。从日记中我们看到，郑先生为了学校建设、教书育人，倾注了全部心血，很少有午夜十二时以前就寝的，有时上床后还要读书一小时。他每天“入校治事”，去处理那些复杂、繁琐的日常事务和人际纠纷，不胜其烦；但并未影响正常的教学，即使是在跑警报期间，仍然见缝插针，尽量不耽误学生的学业。他不仅按时授课，耐心辅导，更利用晚间空闲时间，读书、备课、命题、判卷，而且，学有心得，便作为文章，尽可能地贡献更多的学术成果于社会。而学生中的厌学情绪，对政治活动的过分热衷，以及对学术“无大兴趣”，都让他忧心忡忡，坐不安席，并在日记中多次提及。他很清楚，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大学是无法独善其身，专注于学术的。而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战时特殊的环境，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氛围，也为这些知识精英走出象牙塔般的书斋，融入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创造了条件，从而引起一代学风的变化，造成一种刚健朴实的学风。

　　郑天挺先生是个学者，也是个书生，在他的生命中，读书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早在南迁昆明之前，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南来，决意读书，以事务相强，殊非所望。”但事实上事与愿违，尽管他一再婉拒、推脱，仍然被安排了很多事务性工作。这样一来，读书就被挤得边缘化了。为此，他显得十分不安，在日记中他曾写道：“自移居校中，终日栖栖遑遑，未读一书，未办一事。翻检射猎，不足称读书也。工匠市侩之周旋，起居饮食之筹计，不足称办事也。常此以往，真成志气消沉之人矣。”应对的办法，是为自己制定详细的读书计划，不仅规定读什么书，而且规定何时读完，每天读多少页。如果有一天没有完成预定的计划，还要找时间补上。这也是他洁身自好，律己甚严的一种表现。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在日记中自责，有一天他写道：“余自去年稚眉夫人殁，立志不打牌，少买书，以二者夫人尝相讽戒也。一年来牌已绝，而无用之书尚未能不购也，更记之以自警。”生活中，他的确不再做“麻将之戏”。偶然一次，因不忍扫朋友之兴，“打牌竟至通宵”，他便在日记中痛责自己，上纲上线：“中年以往之不可以过于荒嬉也。况举国糜烂，生民荼，余苟全边陲已属此生之玷，复嬉戏无节，更何心哉！勉之！勉之！不应更有第二次也。”

　　郑天挺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日记也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严谨细致。无论是在长沙、桂林、蒙自、昆明，还是大理，每到一地，他都会详细记录当地的风土民情，生活细节，甚至定期记录鸡蛋的价格，为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保留了一份真实可信的记录。实际上，关于物价、薪资、补贴方面的记载，详实而细密，是研究抗战期间经济史的第一手材料。其中关于日机轰炸，教授、学生跑警报的记载，包括时间、地点、方式、人物诸要素，亦是研究抗战史的珍贵素材。这些细枝末节的记述，历历在目，生动有趣，读来深为那一代学人的精神品格而感动，并心向往之。

　　日记中记载最多的，还是郑先生与众多学人的交往。梅贻琦、蒋梦麟、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傅斯年、潘光旦、董作宾、陈雪屏、钱穆、姚从吾、叶企孙、贺麟、雷海宗、林徽因、金岳霖、罗常培、闻一多、梁漱溟，等等，不胜枚举。今日治近现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者，无不可以从郑先生的日记中得到线索，得到启示，或可钩沉出不少“交游考”，以补正种种史事之不足。尤其是所记与陈寅恪的交往，为还原陈寅恪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场景提供了许多鲜活的材料。而陈寅恪在隋唐史研究方面对他的帮助，尤让他刻骨铭心。从这些学人的交往中，可见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和知识分子的卓然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