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烟在许多20世纪作家的作品里占据显著地位，其中大多数作者都以其作为某种介质来论及乡土中国群体融入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的主题。一些立足于上海的作家，特别是那些“海派”风格的实践者，将卷烟奉为在中国新兴的现代性的象征。

　　在“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那里，正如李欧梵所言，“体现了一个真正都市化作家的性情和精神”。穆时英把对吸进口烟的嗜好写入了他的小说，在《Craven “A”》里，女主人公的身份与一种外国烟合而为一，这种写法使她成为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其存在仅在诱发男主角袁野邨被压抑的性渴望时才有意义。卷烟与性欲之间的关联贯穿了整个故事。

　　穆时英也用不同的卷烟品牌名称来表示角色的阶级和社会地位，凸显了上海都市吸烟文化的局限性。在穆时英想象的世界中，最优秀的品牌，诸如黑猫、吉士、骆驼和白锡包等，都是舶来品，或者是用顶级进口弗吉尼亚烟草制成的。用国产烤烟在上海制造的哈德门牌卷烟是低档和廉价的，配不上成功的现代企业家或老到的都市上流人士。在他看来，只有城市远郊工厂里粗鄙的工人才会抽金鼠或其他国货品牌。在他的故事中，上海的文化和知识先锋都强烈地希望拥有国际现代性的象征。

　　而在京味风格的作家中，譬如最著名的老舍，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常常能找到一种对卷烟和烟袋的区别使用。在《骆驼祥子》里，老舍将卷烟作为象征，表现祥子从乡村移居到北京后的道德沦丧。从使用烟袋到吸卷烟，既是祥子的变化，或许对老舍本人也是如此，回忆中老年农民悠闲地抽着传统烟袋的形象，是他在废都中找到的逃避严酷生活的避难所。在老舍看来，北京在20世纪30年代正经历经济衰退和混乱，而卷烟则象征着在此背景下西式城市化现代性的潜在危机。由于毫无优势地被卷入了商品化的全球经济，北京正在发生变化。老舍的许多短篇小说都用卷烟来表达作者对此的矛盾心理，将卷烟作为“堕落、现代、外国”的标志，而将烟袋作为“道德、传统、中国”的标志，这种对比用法令人想起许多文化历史学家在京派文学中发现的乡土中国情感。

　　在电影、杂志、报纸和烟草广告中，卷烟一直被描绘成西方舶来品，主要吸引的是城市里紧跟时尚的世界公民。相形之下，烟袋被认为是一种乡下的遗迹，只有文化保守派才会使用，他们通常居住在时间似乎定格的落后地区。但这对吸烟方式的内涵的理解，包含着一种误解，即从根本上认为是地点而不是阶层决定了物质现实。“都市卷烟”用于象征所有现代和西方的事物，而“乡村烟袋”则代表“传统乡土中国”，尽管表现了城乡文化的鸿沟，但显然社会经济不平等更能有效解释吸烟行为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