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人书事

　　四百多年前的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从印度启程，登陆澳门，开始了他的中国传教之旅。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了28年，逝世后安葬于大明京师（今北京）。利玛窦晚年撰写、而又经由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增修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一经问世，就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繁荣富庶的中国，也因此而真实地、立体地呈现在欧洲人的眼前。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的第一卷第二章中，利玛窦这位与中国士大夫颇多交往、直接掌握了中国语文、并对中国典籍进行过钻研的西方“中国通”，第一次相当详细地解释了其时的欧洲人尚觉模糊不清的“关于中华帝国的名称”问题。

　　“中华帝国的名称”，可谓纷繁复杂，利玛窦则聪明地将之区别为三类。

　　关于第一类名称，利玛窦认为：“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那在托勒密（Ptolemy）的时代即已为人所知。后来，马可·波罗这位最初使欧洲人颇为熟悉这个帝国的威尼斯旅行家，则称它为Cathay。然而，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则是葡萄牙人起的。”“今天交趾人和暹罗人都称它为Cin，从他们那里葡萄牙人学会了称这个帝国为China。”“我也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Serica regio）的国度，因为在远东除中国外没有任何地方那么富饶，以致不仅那个国度的居民无论贫富都穿丝着绸，而且还大量地出口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在中华帝国的编年史上，我发现早在基督诞生前2636年就提到丝绸工艺，看来这种工艺知识从中华帝国传到亚洲其他各地、传到欧洲，甚至传到非洲。”

　　关于第二类名称，利玛窦写道：“中国人自己过去曾以许多不同的名称称呼他们的国家，将来或许还另起别的称号。……因此我们读到，这个国家在一个时候称为唐，意思是广阔；另一时候则称为虞，意思是宁静；还有夏，等于我们的伟大这个词。后来它又称为商，这个字表示壮丽。以后则称为周，也就是完美；还有汉，那意思是银河。在各个时期，还有过很多别的称号。从目前在位的朱姓家族当权起，这个帝国就称为明，意思是光明；现在明字前面冠以大字，因而今天这个帝国就称为大明，也就是说大放光明。”

　　第三类名称，即利玛窦所谓的“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各个时代一直沿用的称号”——中国（Ciumquo）或中华（Ciumhoa），利玛窦阐述：中国这个词表示王国，中华这个词表示花园，放在一起就被翻译为“位于中央”。

　　那么，“中华帝国”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名称呢？在谈到“中国人自己过去曾以许多不同的名称称呼他们的国家”时，利玛窦分析道：“这个国度从远古时代就有一个习惯，常常是统治权从一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于是开基的君主就必须为自己的国家起一个新国号。新统治者这样做时，是根据自己的爱好而赋予它一个合适的名称。”然而，“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中，很少有知道这些不同名称的，因此中国境外的人民有时就称它这个名称，有时又称它另一个。”——外国人有关中国的各种称谓，正是因此而起。至于一直沿用的“中国”或“中华”，利玛窦的记录是：“我听说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

　　虽然在今天看来，利玛窦的以上叙述，有些根本就是“常识”，然而穿越历史的时空，回到四百多年前，事情便不那么简单了。

　　正是《利玛窦中国札记》，使得《马可·波罗游记》描绘的神奇的东方大国Cathay、Manji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称中国北部为Cathay（契丹），称中国南部为Manji（蛮子），被证实为真实的中国，欧洲人并且由此了解到，神奇而又真实的中国，竟有那么多或为自称、或为他称、或者一直沿用、或者变动不居的国家名称。

　　（摘编整理自胡阿祥著《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一书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