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云

　　国家兴盛，首重人才。看看今天的高考考场，各级政府无不投入最高的水平和最强的力量，为考生们提供最优质的环境和最严密的保护，每年光警车一路开道，把因为各种意外险些迟到的考生准时送入考场的新闻不知道就有多少，这里面体现出的，是全社会形成的一个共识——什么都可以耽误，但绝不能耽误人才的选拔，否则就是耽误国家的未来。

　　笔者以往写叙诡笔记，喜欢用古今做对比，古胜于今虽然寥寥，却每每值得深思，但就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选拔上，今天不知道胜过古代多少！单从考场的安保水平来说，您可能不敢相信，有明一代，除了战争，能一次把国家的精英人才一次“弄死”近一百人的，也只有在那时的“高考考场”——贡院里面了。

　　火神爷看上了贡院

　　明代的开科取士，是从洪武四年开始的，“时自畿辅外，加行中书省凡十有一，列中式者一百二十一名”，这是明朝“以科第甲海内”的开始，但直到明朝永乐十三年，成祖朱棣将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后，才建立起了“国家级”的会试考场——贡院。

　　明清的科举考试分成四个级别，最低的一级叫院试，由府、州、县的长官监考，考试通过后成为秀才，然后是乡试，这是省一级的考试，考中的就成了举人，再高一级的就是会试，由礼部主持，考生得来京城进贡院考，考中的叫贡士，这就算是拿到了最高一级考试——殿试的入场券，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通过者即成为进士。由此可见，能走进贡院，对于苦读诗书的士子们而言，是何等重要的一步进阶。

　　明清贡院的位置就在建国门内，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那一带。民国年间林传甲所撰《京师街巷记》一书所记：“观象台之西北，有贡院者，延袤数里许。”最早的贡院十分简陋，就是一些木板和芦席搭建的棚子，里面摆上最普通的桌椅。会试的时间一般是在农历二三月间，所以又名“春闱”。

　　从贡院落成那一天开始，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就算是被火神爷看上了，三天两头地光顾。其中尤其被火神爷“钟爱”的要算明英宗朱祁镇，他在位的两个任期里，贡院分别发生了两次“不同凡响”的火灾。

　　首先是正统三年的顺天府乡试（当时京畿地区的乡试亦在贡院举行），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首场考试刚刚结束，贡院里就起了大火，“士子试卷颇有焚毁者”，负责考试的礼部官员怕承担责任，就想把场屋修一修，然后抓紧把后面两场考试考完（乡试会试都要考三场），但这对于那些参加完第一场考试后考卷被焚的考生而言，无疑等于将他们“自动放弃”。

　　多亏当时的正考官是侍读学士曾鹤龄。

　　曾鹤龄从小就是个读书刻苦的学生，但他的应考之路非常坎坷，先是因为照顾年迈的父母而弃考，接着哥哥去世后他又承担起照顾寡嫂和侄子的责任，还是无法抽出身子参加科考……等到他终于有机会参加会试的时候，已近四十不惑，却一举考中状元，名动天下。这样的经历使他深知考生获得考试机会的不易，所以坚决反对其他考官的要求，说本着对国家取士的负责精神，宁可多耗费一些时间和精力，也必须重新考试，不然上对不起朝廷，下对不起寒窗苦读的士子……礼部把两种意见报上去，明英宗同意重考。参加乡试的考生们欢声雷动，而事实证明，这一科后来考出了不少人才。

　　如果说正统三年的这场贡院火灾总算是以喜剧收尾的话，那么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被捕，获释后又趁着弟弟明代宗病重发动夺门之变重新登基，一晃25年过去，天顺七年的贡院再起火灾，则是一出不折不扣的大悲剧。

　　一次烧死九十多名举子

　　天顺七年的贡院大火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亡，所以在正史和古代笔记中多有记录，多相比照，可以清楚地还原这一惨剧的前后经过。

　　《明史》记载：“二月戊辰，会试天下举人，火作于贡院，御史焦显扃其门，烧杀举子九十余人”，《万历野获编》则指这场火发生在“首场”，也就是会试第一场，“焚死举人九十余人”，由于火灾太过严重，所以试卷也大多被焚烧，万不得已改成当年的八月再试，清代《茶余客话》说烧死的举子，实际人数不止九十，而是“百有十六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这场火灾与监试的御史焦显把考棚的大门锁上，导致考生无法逃生密切相关，时人甚至说就是因为监试官姓“焦”，才搞得贡院一片焦土。这里又引出了宋代的一个典故，据宋代蔡絛在《铁围山丛谈》所记，宋神宗元丰八年，礼部会试的考场——汴京的开宝寺发生大火，由于开宝寺“寺屋皆雄壮”，而救护者无法施救，导致“试官与执事者多焚而死”，一个多月后重新恢复考试，录取的状元姓焦名韬，于是有民谚唱：“不因开宝火，安得状元焦”。

　　天顺七年的这场贡院大火，造成了非常巨大的损失，也给士大夫阶层的内心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大家悲痛万分的绝不是贡院被焚毁，而是那些应考的举子，寒窗苦读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本来有机会科举高中一展宏图，为国为民做出贡献，谁知竟顷刻间灰飞烟灭，焉知其中会不会有杰出的人才，而今却尸骨无存……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录的那首悼亡遇难贡生的诗，读来令人无限哀伤：“回禄如何也忌才，春风散作礼闱灾。碧桃难向天边种，丹桂翻从火里开。豪气满场争吐焰，壮心一夜尽成灰。曲江胜事今何在，白骨棱棱漫作堆”。明英宗对此也深为惋惜，据说他赐所有遇难的考生以进士的功名，并由国家出资，在朝阳门外修筑坟冢，立起“天下英才之墓”的墓碑。

　　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悲剧，礼部相关的负责官员却继续尸位素餐，不肯改造贡院或加强防火措施，《茶余客话》记载，正德三年再一次“贡院火起”，好在这次火灾发生在会试完毕之后，没有引起人员伤亡，而更为奇葩的是，“二十七日又火”，不仅把贡院内的至公堂烧塌了一半，而且居然还把考生的档案也给烧没了……

　　可能有人会问，贡院内为什么会如此容易着火呢？其实这是多种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首先是贡院内的物品：搭建考棚的木板和芦席就不必说了，都是易燃之物，而会试是在农历二月举行，这时天气依然寒冷，贡院里为了取暖，每间考棚里都要设置火盆，整个会考期间，考生都要住在考棚里吃喝拉撒，所以在考棚周围设置有烹茶热饭的炉灶，明代考生又多有抽烟的嗜好，晚上写卷子还必然会用到蜡烛，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火种”，兼之京城的农历二月依然是大风肆虐的时节，一旦起火就是“火烧连棚”。

　　据说直到正德年间，由于张居正上疏，才将贡院彻底翻修，原料改为砖瓦结构以防火，从此以后，贡院的火灾事故就很少出现了。

　　浙江乡试遭遇诡异事件

　　说到贡院里屡屡出现的火灾，还应该考虑到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八股文对知识分子的束缚和压抑，科举制度又存在着很多的徇私舞弊和不公正现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每一次考试都是对自由思想和思辨精神的阉割，这就造成了参试的士子们或许应试水平都不低，但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着人格乃至精神上的障碍。比如《涌幢小品》中就有这样一则记录，两个看上去平时交情甚好的考生，在参试的前夜同榻而眠，某甲等某乙熟睡后，蹑手蹑脚地打开某乙的行囊，取出他的笔，“悉嚼去其颖”，就是把毛笔上的毛都咬掉，然后依旧套上笔帽。等第二天开考时，某乙“抽用已秃尽”，不禁大吃一惊，找隔壁考棚的考生借笔，遭到拒绝，“恸哭欲弃卷出”……由此可见不止某甲，整个应考的群体都把其他考生视为有你无我的“仇敌”。在这种应试氛围下，一旦有考生答不出试卷或者觉得自己今科无望，精神疾病发作，举火自焚，也极有可能造成殃及整座贡院的大火灾！

　　事实上，威胁明清应试的士子们安全的，还不止火灾这一项。《万历野获编》记：明孝宗弘治五年，浙江乡试，“首场遇大雨”，粗陋的考棚哪里能遮得住雨，没多久，整个考场积水没过了膝盖，桌椅都漂浮了起来，别说坐着了，站都站不稳，“士子哗扰，竞散而出，约束不能止”。监临御史、监察宪臣等官员都觉得，既然遭逢雨灾，干脆今年的乡试就不考了，这一提议赢得了绝大多数考官们的同意，唯独左布政使刘大夏反对，他说：“再大的暴雨也有停的时候，而且下雨又不是什么要命的事，这个时候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国家抡才大典，对每个考生也都是一种考验，我建议等雨停后重新考，如果嫌考场残破泥泞而不回来的，悉听尊便，对那些坚持来参加考试的，尽可能提供最好的条件，择优登榜。”考官们集体商议后，决定采纳刘大夏的意见。消息传出后，陆陆续续返回考场的考生只有八百多人，“悉命还号舍”，正常考试，这一榜还真的考出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清朝康熙辛丑年的会试，京城遭遇了大风和沙尘暴，《茶余客话》记载，当时“风霾大作”，居然到了“拔木毁垣”的地步，好在这时会试已经完毕，只是等待发榜，但康熙却被惊得不轻，认为天象示警，这一榜可能埋没了真正的人才，要不就是中试者中隐藏着大奸大恶之徒，当然调查了半天毫无结果。乾隆辛未年的浙江乡试又出了幺蛾子，这回倒不是闹雨灾或风灾，而是雪灾，《茶余客话》记“三月十五日大雪，士子忍冻不禁”，下雪就下雪吧，天上还雷电交作，好像盛夏一样，闹得人心惶惶。不过，跟庚午年的浙江乡试发生的诡异事件一比，上述自然灾害又都不算什么了。这一年的八月十三日夜，浙江举行乡试，考棚里的考生们正在冥思苦想，突然“矮屋中闻轰喧之声，如江潮骤至”——众考生以为是钱塘江的潮水涌来了，吓得叫号不止，四散奔逃，考场像发生哗变的军营一般乱成一片，互相踩踏，监试官怎么都禁止不住，只能任这些考生“夺路而逃”，而大伙儿等逃到外面，却发现钱塘江江水如常，根本没有涨潮，“外间殊寂然无声也”……

　　不过，不管遭逢了多少是是非非，科举制度还是尽最大可能保证了帝国对人才相对公正的选拔。一直到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京城的贡院才算彻底丧失了职能，《京师街巷记》有记：“庚子后，变法维新，务实际，隙虚文，于是设学校以培人才，科举之制乃废，今则房舍已皆圮毁，仅坦墉尚存，榛莽荒秽，冷落极矣。”渐渐地，有人把布满残垣断壁的贡院开辟成溜冰场，堵住其他几个门，“只留北首西门一，以通出入”，春夏时节又改成打球场，总之由考试设施改造成了体育设施。再往后，到本世纪初年，这里又大火了一把——这个“火”字并非着火之意——在当年的土地上盖起了京城赫赫有名的豪宅“贡院六号”，记得有一阵子，北京人调侃暴发户，不再说“有钱你买前门楼子去啊”，而是说“有钱你买贡院六号去啊”，那时的贡院六号是六万一平方米，现在想来，仅博看官一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