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和城

　　张元济与戊戌六君子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戊戌六君子就义，给张元济的思想带来极大震撼，同时也为他后来选择的人生道路定下了基调。1913年，张元济布置极司菲尔路新居东客室，精心挑选挂在墙上的照片，“戊戌六君子照在中间，‘谭嗣同复生’五个字写的特别大”，后还镌小印一方，文曰“戊戌党锢孑遗”。这些恐怕绝非偶然，而是基于对六君子的敬仰和对变法的纪念。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慈禧“训政”，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于瀛台。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杨深秀、林旭、康广仁、杨锐、刘光弟遇害，血洒菜市口，时称戊戌六君子。几天后，户部尚书张荫桓、礼部尚书李端棻充军新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夭折于胎腹。八月二十三日（10月8日），时任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的张元济奉旨革职永不叙用，不久离京赴沪，他所经办的通艺学堂也被并入京师大学堂。

　　20年后的1918年1月，张元济辑编的《戊戌六君子遗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元济把对当年维新战友们的深切怀念和祭奠之情，以及对现实的思索，都付诸这部遗集之中。

　　一群时代浪潮弄潮儿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时代随父母在广东度过，后回家乡。1884年春，应县试，得第一。同年参加嘉兴府考，得中秀才。1889年秋，他23岁时又得中己丑恩科乡试第十名举人。1892年春，他与朋友们来到北京参加壬辰科会试，顺利通过贡院初试、保和殿复试及朝考等考试，高中二甲第24名进士。不久，光绪皇帝召见钦定其为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十年苦读，他终于成了科举场上的一名幸运儿。

　　1894年春，翰林院庶常馆散馆，张元济被任命为刑部贵州司主事。在国事日危的刺激下，他潜心于西学，阅读一切可以得到的西学书报，并广交友朋，互相切磋。当时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拉开了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张元济后来回忆道：“丙申年（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前后，我们一部分同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一共有数十人。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那时候我在北京和一些朋友办一所通艺学堂……教授英文和数学，学生有四五十人。学堂聘请二位教员，一是同文馆的学生，另一位是严复的侄儿严君潜。‘通艺’二个字就是严复取的。”（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张元济全集》第5卷第232、233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他所交往的一大批京官子弟，大都为维新人物。

　　1896年6月8日，他在一封致汪康年的信中写道：“弟近读公羊，兼习公法。才智太短，进不能寸，惟志在必成，断不中止。英文已习数月，仅识数千字，而尚难贯通，前月业已从师，拟即日迁寓馆中矣。” （《张元济全集》第2卷第169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1月）“读公羊”“习公法”，兼学英文，这正是通艺学堂学习的主要内容。公羊学，即今文经学，是汉代盛行的一种经学学派，其中心思想是倡导应变的公羊思想，与重考据、轻实践的乾嘉汉学相对抗。康有为的“公车上书”首援即《公羊》之义；谭嗣同的“仁学”哲学体系，其思想来源之一也是《春秋公羊学》。梁启超说他屡游京师，“最契之友”为夏曾佑（穗卿）、谭嗣同（复生），称赞夏“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夏曾佑集》下册，第11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而这位精通公羊学的夏穗卿正是张元济的挚友之一。

　　从1893年的《夏曾佑日记》中，我们就能见到张菊生的名字。1896年后两人在京师期间，交往密切，“访菊生”“菊生来”“寄菊生信”等记载比比皆是。一些维新人物的聚会，两人常常均在座。后来夏到天津，在孙宝琦办的育才馆任教，又助严复、王修植主持的《国闻报》，时常往来于津京之间。凡夏至京都两人少不了见面聚谈，张去天津也总是第一时间拜访夏。两人一同“长谈”，一同访友，其中除浙江籍的友朋外还有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夏来京许多次就下榻于通艺学堂。［如1897年8月21日（七月二十四日）日记：“晨附汽车，发天津，晚至京城，寓菊生诸人学堂。”又如1898年2月11日日记：“附汽车入都，寓通艺学堂。晤菊生、书衡、螺舲作夜谈。”《夏曾佑集》下册，第699、704页］二人各自停留数日，几乎天天见面。

　　张元济与戊戌变法的两位主角康有为、梁启超都有接触。他在政治主张上似乎更倾向于梁启超，对康的激进主张则多有保留。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守旧党派反对新政的空气已甚浓厚，我就劝康有为适可而止，不可操之过急，并劝他趁机会到南方去开办学堂，造就一批新的人材，将来自然有人帮忙，一面可以缓和缓和反对的势力，但康不肯听从。”（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又说：“诏下之日，长素留居日下，日日鼓吹变法甚力。余谓长素，八股既废，千百年之锢疾一旦扫除，聪明才智之士必将争入学堂，讲求实学，一二十年后人才辈出，新政之行，易如反掌，力劝长素作一结束，不必更求其他，即日南下，尽力兴学。而长素不从，且益激进。”（张元济《为刘忍斋跋康长素札》，《张元济全集》第10卷第201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显然张更倾向于“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的主张，与严复的思想更为接近。

　　张元济与戊戌六君子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如林旭（暾谷），癸巳科福建乡试解元，于1897年10月从上海到北京，即来拜访张，交来汪康年的信，给张留下深刻印象。在给汪的回信中他说：“林暾谷交到手书，谨诵悉。林公下车即来，与谈数刻，绝无浮嚣气。其人可谓精锐矣。亦愿入馆读西书，从此又得一美材，可喜之至。”（《张元济全集》第2卷第186页）林旭后来加入通艺学堂学习，引为同志。又如杨锐（叔峤），夏曾佑的日记中已多次记载他与张见面时，这位叔峤经常在座。时汪康年、梁启超在上海创《时务报》，1898年1月，张元济与杨锐、冯志先在京代派上海寄来的《时务报》，代派处称《时务报》分馆，对人手与经费等都作了仔细规划。（1898年1月13日张元济致汪康年书，同上，第189页）

　　康广仁（幼博），康有为胞弟，是一个性格刚毅、才干卓绝的维新人物，梁启超称赞他“精悍厉挚，明照锐断”（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 1953年,第68—73页）。他早年曾在故乡经办不缠足会，1897年初又在澳门担任《知新报》经理，后又到上海倡设女子学堂和经理大同译书局，1898年初来到北京，协助其兄参与变法。百日维新中许多重要的变法主张，诸如策划联络英国，废除八股，改变生童岁科各试，乃至最后策动袁世凯包围颐和园等事，他不但是建言者，还是执行者。所有这些，局外人无从得知，而当事人却了如指掌，洞若观火。梁启超认为：“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盖为其兄所掩，无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与幼博之持义，适足以相补，故先生之行事，出于幼博所左右者为多焉。”梁氏还将康广仁同谭嗣同相提并论，认为六君子当中“惟复生与幼博为最。复生学问之深博过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条理过于复生，两人之才真未易轩轾也”（同上）。现在缺乏直接的史料证明张元济与他有过接触，但是在《夏曾佑日记》中也许能发现某种间接的联系。1898年5月16日（闰三月二十六日），夏曾佑从天津抵达北京。第二天，“访卓如，与卓如、孺博、幼博小饮”。下午即

　　张元济辑编《戊戌六君子遗集》书影

　　“访菊生、弟三、书衡，暮归”（《夏曾佑集》下册，第708页）。卓如，梁启超；孺博，麦孟华；幼博，康广仁。夏在京停留的三四天中，天天与张元济、康有为等见面，谈什么，日记没有记载，但可以想象都是变法维新的大事。不能排除康广仁在京的半年多时间内与张元济见过面。至于谭嗣同、杨深秀、刘光弟，也没有发现张元济与他们直接交往的史料，情况可能相同。这一群时代浪潮弄潮儿虽然主张不尽相同，经历、贡献与最后归宿各异，但是他们当时求新求变、救亡图存的改革信念是一致的。

　　1898年6月11日，光绪诏定国是，实行变法。13日，翰林院侍读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折》，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几天后，康有为与张元济先后被光绪召见。就在康、张被召见的当日，帝党首领翁同龢被逐出京，张元济就意识到朝局会有重大变化。虽然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弟四人入军机处，参与新政，包括张元济在内的维新派不断上奏折，向光绪提出变法主张；然而，后党已密谋政变。果然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被扼杀于摇篮之中。“戊戌六君子”就义时，杨深秀49岁，杨锐41岁，刘光第39岁，谭嗣同33岁，康广仁31岁，来自福建侯官的“才子”林旭，年仅24岁。

　　这一切，对张元济的思想带来极大的震撼，同时也为他后来选择的人生道路定下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