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对话茅奖作家》

舒晋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胡松涛

　　舒晋瑜问刘震云：“在您眼里，什么样的作品是好作品？”刘震云答：“一、对世界有新的发现，说的是不同的话；二、书中的人物，是自己的知心朋友，说的是知心话；三、技术层面，用宋朝的话说，还得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四、要写出好作品，还得有非凡的胸襟和气度。技术层面是多数人能达到的，非凡的胸襟和气度是少数人才能修炼出来的。”

　　阅读舒晋瑜与作家访谈与对话的文章，被她不猎奇、不跟风、不炒作的素朴文字吸引着，已经持续二十多年了。她的访谈录，都是在自己深入阅读作家的作品之后，平平实实地与作家进行平等对话之后的产物。她的访问、追问、逼问，她的问题、问难、问责，让作家说出自己最想说的话、最具思想光芒的话，甚至是本来不想说因为遇到她才说出的话。这就使她的访谈录具有了刘震云所说的好作品的许多质地。

　　最近，她的《深度对话茅奖作家》出版。这本书收录了她与31位历届茅奖得主的对话，以及与9届茅奖评委的9篇访谈。一册在手，获奖作品的前生后世、获奖作家的写作脉络，以及茅奖的来龙去脉、评奖背后的是是非非，一目了然。一部“茅奖史”就呈现在我们面前。

　　舒晋瑜每每能够问到点子上，作家才会“心甘情愿”地回答她的问题。访谈中涉及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政治与艺术、作品与生活、作家如何做人、如何写人、如何写好故事、写作与获奖、作品与改编影视、作家与翻译等，真正实现了“深度对话”，让我看到了她的思考与作家思想碰撞出来的火花，这些思想火花积累和沉淀于《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中，使这本书成为一座文学理论的富矿。

　　语言是小说的关键所在。我注意到，舒晋瑜在访谈中常常谈到小说的语言问题。在她的启发和追问下，许多作者谈出自己对语言的独特理解和认识，说出内心的声音——

　　《冬天里的春天》的作者李国文谈了他对语言的追求与看法：一是注意词语的重复出现频率，老是出现，说明作家词穷语拙，囊中羞涩。二是关注作品中有没有新鲜的、流行的、市面上常挂在人们口头上的词语。三是看作家对于词语的使用上是否准确到位恰到好处。

　　舒晋瑜认为王安忆的“语言特别干净”。王安忆说：“我喜欢纯洁的文字，对语言有自己的审美标准。语言首先要有表现力，也不要太冷僻，就是普通的语言，像冯梦龙编辑整理的民歌集《桂枝儿》，整理后很文雅。”

　　小说中使用方言，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语言现象。在舒晋瑜的提问下，诺奖获得者莫言说出了自己的体会：“小说家处理语言有自己的准则，可以用乡土话的语言，但是必须通盘考虑普通话的基础。叙述语言当然还是使用书面话，个性化的语言应该从人物口中说出来，这样比较好。”

　　舒晋瑜追问具有“语言洁癖”的毕飞宇的语言追求。毕飞宇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自己的语言丰繁，新世纪后做了大量减法，上海一个读者说，毕飞宇的语言就是“主语＋谓语＋了”，简单其实不容易，美学意义上的简单需要融入作家的心血。

　　《尘埃落定》的作者阿来是藏族人，用汉语写作，舒晋瑜认为阿来的“语言特别优美而且充满诗意”。阿来说：“汉语这种文字，承载了古典文学中传承下来的那么多诗学美学的东西，没有理由不让她美。我精心对待文字，也是我对语言表示尊重和敬意。”

　　《少年天子》的作者凌力回答说，我掌握的原则是绝不让现代语汇出现在古人口中。

　　记者的问题，许多时候是替读者在问，让作家回答读者所关心的事情。比如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年逾古稀的宗璞先生一直坚持写作，舒晋瑜问：“是什么在支持您写下去的？”宗璞回答说：“为什么写小说？不写对不起身边凝固的历史。为什么写散文？不写对不起胸中的感受。为什么写童话？不写对不起脑子里的梦。为什么写诗？不写对不起耳边歌唱的音符。”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这本书是围绕茅奖展开的。茅奖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热点，每一次公布获奖作品，都会引发一轮热议。舒晋瑜在这部书中，通过访谈，对三十多年来的获奖作品、获奖者、评奖背后的故事进行系统且极具深度的梳理，干了一件“亦文亦史”的大事。这本书的思想点、知识点、隐秘点很多，对话中妙语迭出，文笔也好，具有极强的史料性、可读性，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有对事业的大爱精神和巨大的才华。看了舒晋瑜的《深度对话茅奖作家》，我想，如有一天她将某个奖抱在怀里，也不应该是出人意料的事情。